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中.docVIP

中国古代文学理解与阐释以及文学批评的民族特征研究 中国古人相信诗歌等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用条分缕析的语言进行解释的么？对于一个深受道家美学思想影响的民族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可能是肯定的。明代诗论家谢榛的意见集中凸显了中国文学解释学极富民族风格的批评方法：“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 原来，中国古人并不认为诗歌都是可以诠解或需要诠解的，有些诗，即使极尽阐释之能事，对于诗情、诗味、诗境的体会与理解反而是越描越黑。也就是说，有些诗是绝对不能用或根本不需要外在的语言解释的，只要有读者的沉潜体味、悉心理解足矣。清人吴雷发举例云： 有强解诗中字句者。或述前人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说晓之，终未之信。余曰：古来名句如“枫落吴江冷”，就子言之，必曰枫自然落，吴江自然冷；枫落则随处皆冷，何必独曰吴江？况吴江冷亦是常事，有何吃紧处？即“空梁落燕泥”，必曰梁必有燕，燕泥落下，亦何足取？不几使千秋佳句，兴趣索然哉？且唐人诗中，钟声曰“湿”，柳花曰“香”，必来君辈指摘。不知此等皆细参，不得强解。甚矣，可为知者道也！ 吴氏所言“前人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说”不知是否就是指谢榛的“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论。然而他所例举的两个不可强解的名句，以及钟声曰“湿”、柳花曰“香”这样的用字，在古典诗词中确是不可胜数。对于不可解不必解之字句硬要强解，只能是画蛇添足，如吴氏所言，必然令人“兴趣索然”。关于何诗宜解何诗不宜解，清季学者朱鹤龄说得很清楚： 诗有可解，有不可解乎？指事陈情，意含讽喻，此可解者也。托物假象，兴会适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强解之，日星动成比拟，草木亦设瑕疵，譬诸图罔象而刻空虚也。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后贸时，浅深乖分，欣忭之语，反作诽讥；忠剀之词，几邻怼怨，譬诸玉题珉而乌转舄也。 在朱氏看来，“指事陈情、意含讽喻”之诗可解且需要“善解”，否则，事情不明，讽喻之意难显；而“托物假象、兴会适然”之诗则不可强解，不然，牵强附会，“把这点意思说得没意思”，贻笑大方。 需要补充的是，所谓不可解、不必解只是强调摈弃外在的解释性言说和解释性方法，其内在的理解却同样是祈向深刻与丰富的。或者说，不可解与不必解其实是通过无言的体会与理解，最终指向不言之言，不解之解，这反而保留了更为多样的诠解的可能性，就像张隆溪先生在评析谢榛的上述“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论时所说的：“这意思当然并非要放弃评鉴的责任，但却的确表达了一种容纳和欣赏，一种阐释上的多元论主张。这段话暗含的意思，不仅是不应该把任何东西从理解和解释中排除出去，不仅是读者可以自由选择一切对他有利的东西，而且，更为激进的是，它认为读者不仅可以自由地选择，而且可以在并未彻底理解的情况下宣布自己获得了阅读的享受。” 看来，不可解、不必解与多元主义的解释向度并不抵牾，它们可能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包容多元化理解的解释方式与理念。概言之，中国诗学解释学对于可解、不可解和不必解之诗，分别表现出审美主义、神秘主义和体验主义的的理解特征与解释态度，这三种极富民族诗学个性的解释方式及其话语构成了中国文学解释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特魅力之所在。我们将分三部分详述之。 第1章 中国诗学审美主义多元解释特征 1.1 中国诗学审美主义多元解释方式的构成 按照一般的看法，文学解释应该如美国著名文论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言：“就是通过分析、释义、评论确定作品的意义，通常侧重于对晦涩模糊或者具有比喻意义的段落进行阐明。” 依此定义，文学解释当以论述和说明为主，在语言表征上显然要与文学作品的形象性迥异。然而，在中国诗学解释学里，我们却看到许多如同诗歌语言一样优美形象的譬喻性解释，这些譬喻性解释运用大量的意象来比况诗歌的艺术风格和文本特征，且有意识地追求一种类似诗歌文体的整齐、对称的形式效果，这使得譬喻性解释自身也变成了富有美感效果的诗性文本。换言之，中国诗学解释学不喜欢以技术性的手段去对诗歌作条分缕析的解剖，更不擅长用抽象思辨和逻辑分析来诠释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而是主动选择了一种审美主义的诗性方式来批评和诠解诗歌的一切，张隆溪先生称此为“以诗言诗”的方式：“中国批评家知道自己几乎不可能用诗外之语言谈论诗，因而要么引用一些典范性的句子来证明他们以为精妙或难以言传的性质或特征，要么试图凭借意象和隐喻来暗示这些性质和特征——总之，更多的是展示而不是言说。中国批评家不去分析和论辩而倾向于以诗言诗，许多有洞见的诗论不是出现在批评文章中，而是出现在诗歌中。” 不错，即使对于那些“可解”之诗，中国古人也并非极尽语言阐说之能事，而是“以诗言诗、以诗解诗”，从而使解释本身如同诗歌文本一样具备了一定的审美价值，这就是中国诗学解释学第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的理解与阐释特征。 利科尔说：“解释是思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