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美学思想..docVIP

[编辑本段] 李泽厚的美学思想 　　李泽厚的学术探索，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这种重要性，首先不在于他对具体学术问题富于新意的阐释，而在于他作为哲学家的宏观视野在美学学科建构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他率先肯定实践对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本体地位，推动50-60年代的美学讨论超越了心—物二元对立的反映论模式。他通过康德研究建立了“主体性实践哲学”，其中对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实践作为社会存在本体地位的强调，以及对于历史唯物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地位的正面肯定，在80年代初具有双重积极意义，那就是，强调实践的主体性，有助于消解庸俗唯物论的影响，强调实践的物质性，有助于消解斗争哲学的影响。“主体性实践哲学”对个体主体性的领悟，使其所谓社会、实践等范畴显示出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哲学教科书的特殊活力。当然，这种领悟与其立足于整体性的理论视角之间也形成了某种紧张，但这种理论紧张对年轻一代的理论思考却形成了特殊的刺激效应。为了消除这种紧张而创构的“积淀”学说，虽猜想多于证明，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入90年代，他又提出“情感本体”的观念，体现出追踪时代潮流的努力，只是这个观念没有带动其既有体系的整体性嬗变，也没有成为新的理论建构的阐释起点，而基本上停留在感性咏叹的层面。 　　 （一） 　　 　　李泽厚登上美学舞台之初，是以朱光潜为主要批判目标的。但50-60年代的大环境决定了朱光潜不批自倒的地位，因此，真正成为李泽厚新理论确立之障碍的，主要是蔡仪的唯物主义美学。蔡仪是从认识论立场切入美学问题的。在他看来，美是客观事物的客观属性，这种属性即“典型性”；美感是我们的意识对这种典型性进行反映的结果。反映当然是第二性的，并且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在这种反映论美学的框架中，美学基本问题被归纳为心—物关系问题，美的本质被对应于物，人的活动则被对应于心的意识。因此，问题的核心，就成了美与美感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这种框架的弊端在于，单纯从意识—反映的角度对审美活动进行分析，则人的地位和功能无形中就被心的地位与功能问题所取代了。取代的结果，是如果强调人在审美活动中的能动地位，就往往流于主观主义；而抗拒主观主义的结果，是常常陷入机械反映论的泥坑。李泽厚的贡献，在于将“实践”范畴引入了有关美的本质的思考中。李泽厚认为，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能够从审美的角度欣赏自然，是因为作为类的人的“实践”改变了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本来是与人对立的自然变成了某种程度上是为人的自然，所谓“人化的自然”。探求美的本质，主要不能依据个体心理意识层面的所谓反映，而应依据群体人类物质实践层面的创造。这种实践的创造是过程性的，所以对美的本质的透视，不能局限于个体美感对它的横向的认识关系，而还必须转向纵向的美的历史生成过程。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李泽厚批评说：“‘人’在蔡仪这里也仅是作为鉴赏者、认识者而存在，根本没有看到‘人’同时也是作为实践者、对现实的改造者的存在。”在“‘美’的诞生”、同时也是文化与文明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消极被动的、作为映现工具的“心”或曰“美感”，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了创造历史、也创造自身的“人”，其活动范围拓宽了，僵化的心—物对立得以消解。“实践”作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桥梁，使人作为主体与自然作为客体的相互对话与交流，从而也是更高层次上的统一成为了可能。 　　 （二） 　　 　　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李泽厚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性研究，提出了“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口号，并以此为前提，对有关美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主体性实践哲学”将李泽厚自己50-60年代所倡导的“实践”范畴中潜含的“主体性”内涵突出了出来，使作为历史主体的行动着的“人”成为了哲学关注的焦点。就当代中国美学的学科发展来说，“实践”观点的意义在于推动美学摆脱了静态的认识—反映模式，“主体性”观念的意义，则是明确了审美活动内在的自由本性，并有效地推动中国美学突破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哲学—文艺社会学阈限，向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深层心理学等多学科开放。与对“主体性”的强调相应，李泽厚对“实践”的阐释也发生了变化。50—60年代，李泽厚谈“实践”主要是针对孤立的实体观念及静态的认识—反映模式，强调其作为物质性力量在改造自然与人自身方面的巨大可能性。70—80年代李泽厚强调的，则主要是“实践”所体现的人所特有的自动、自觉、自为的特性。60—7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诸多尖锐矛盾，不能不触动李作为哲学家的敏感。这种触动对其学术探索方向产生了影响，这就是促使他在主体性范畴中给个体留下比较明确的存在空间，并正面批评了“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的倾向。认为“把一切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