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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天下事　　早在2003年前后，发源于深圳、广州等南方城市地下工厂的山寨手机开始崭露头角，只不过这个时候还没被称为山寨，它们在大众眼里是盗版和假冒产品。2006年，台湾芯片商研制出廉价的手机芯片后，小型小规模手工作坊生产的巨大效益显现出来，山寨手机开始风靡手机市场。2008年6、7月份，各大网站建立山寨手机的专题，山寨一词迅速蔓延开来，并迅速在各个行业开疆拓土：康帅傅方便面、云碧饮料、斯大舒胃药等等。有意思的是，伴随着褒贬不一的各类评论兴起的，是在文化场域刮起了一股山寨飓风：山寨春晚、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等等，山寨和山寨文化瞬间成为充斥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热词，并且迅速招兵买马，各种文化现象，要与仿制沾上边，都被归为山寨文化。　　山寨脱离经济行为的语境进入到文化场域之后，山寨文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山寨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有人说：山寨文化其实就是盗版文化、侵权文化。它盗取他人的知识产权，经过组装、拼凑、贴牌后进入市场，而一旦被冠以文化之后，盗版、侵权就更加堂而皇之了。 马上激起了山寨帮的反对，山寨的魅力更在于它的文化属性，山寨文化的本质即是对权威、正统的反叛与制衡。2009年两会，倪萍递交封杀山寨的提案，事后回应：我实在看不下去到处都在抄袭。马上有网友纷纷撰文表示反对，说倪萍大姐，其实你不懂山寨。属于山寨文化的山寨艺术的核心理念是攀仿，性质是剽窃，行为是重复。重复带来的是文化的趋同，而文化的形成和演进需要的却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山寨文化和山寨艺术是冻结创造和窒息文化的社会现象。 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急于给山寨文化下一个界定，而是集中在山寨文化的属性和各自所站的价值立场上，先给山寨文化来一个价值判断，然后再确定它是什么。由于文化产品的原创和不可复制性，由此带来的知识产权纷争，不能不引起重视，山寨文化的泛滥与其说是对草根创新精神的标榜和昭彰，不如说是对中国知识产权意识　　对山寨文化更深入的分析则从当代的大众文化和消费化的环境出发。因为山寨手机、山寨笔记本模仿的产品均是高档的品牌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外型酷似品牌的电子消费品，意味着山寨培养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新拿来主义，其核心是为我所欲，满足自己的炫耀性消费。这种解释对于山寨电子产品如手机之类或许说得通，但是却难以解释后来兴起的山寨文化现象，波德里亚的符号经济理论和马克思的物神理论只能解释物品的山寨，却不能解释文化场域的山寨，其中并没有炫耀性消费的成分在里面。也有人认为山寨文化彰显的是一种缺失创新内核的暴富倾向，山寨可以泛指一切制作粗劣但功能强大、着意模仿但难得精髓、创意无限但细节欠缺、占有欲旺盛但求知欲衰退、什么都有但又似乎什么都不好的社会、文化现象。山寨成为中国独有的现象源于中国正处于工业社会阶段，我们最熟练和最有能力做到优秀的也就是复制工业产品，我们复制出的文化产品依然是工业产品。　　这些观点高估了山寨文化的野心，也低估了山寨文化的原创爆发力。山寨文化并不是要寻求一种暴富、利润或者工业生产，仅仅是一种姿态。八十后作家蒋方舟所说或许更贴近山寨的实质：在山寨问题上我认为还不能用文化这个词，最多是一个词汇。但作为词汇又没有官方来定义，所以它真的就是一种现象。我去年6月自己拍了《百家蒋坛》，当时还没有山寨的概念，就是觉得好玩。这种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民间一种情绪性的调皮，我喜欢用恶作剧和鬼脸来看待山寨，这样会让我觉得更有趣。蒋方舟所说的这种情绪性的调皮，是对谁闹的情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从未有过非主流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发起这样极端的大规模的消解和挑战，甚至这种非主流文化能够受到大众如此的热捧，山寨文化的泛滥必定传递了当代中国文化场域的某种信号，才使得这种非主流的后现代草根文化有着如此巨大的消解力和号召力。山寨文化现象，需要更贴切中国当代文化现实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山寨文化是以盗版、侵权等恶意、狂欢的方式，体现民间草根文化观念和精英文化意识的颠覆和对抗，草根文化正通过力挺山寨文化来争夺文化场域的发言权。甚至在某些精英知识分子看来，山寨文化没有任何建设性，山寨为人所称赞的平民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正规秩序之外、不受王法制约的流民精神甚至流氓精神，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山寨文化产品本身的优劣其实并不是值得关注的焦点，关键是其能在当代形成一股文化滴流的原因。昨天是恶搞，今天是山寨，山寨文化现象的风起云涌和其扩散的速度，说明山寨文化具有广泛的民间认同基础，这种认同是民间文化创造力受压抑的体现。当前文化生产机制的畸形发展阻碍了民间创造力的发挥，主流意识形态机器提供的文化产品普通令民众感到不满，当民众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一旦找到合适的方式，民间的创造力就以一种爆发性的方式释放出来，新媒体的发展壮大恰好为文化场域开拓了新的空间，为民间文化资本闯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