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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存在的日食证据 姜 介 强 在朱永棠教授著的《正确的商王朝年代的公元纪年》文中有： “2、考核《竹书纪年》所载殷纣48年 ‘二日并出’ 的天文记载的成果 在《竹书纪年》中，有殷纣王48年‘二日並出’的 记载。书中的殷纣王53年是武王克商之年。根据作者核实的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50年，殷纣王48年应是公元前1055年。 在张培瑜教授的《三千五百年历术天象》书的‘中国十三大历史名城可见日食表，前1500年─公元2050年’ 节内，（此书的第972页）列有一个儒历, 公元前1055.8.31日,儒日数1336327，庚申57，在国内可见到的日食。日食的时间在洛阳是11.35 AM 。在安阳是11.38 AM。食分（Magnitude of Eclipse）在洛阳是0.75; 在安阳是0.80。”（象牙塔网文章 10页） “5、考核《竹书纪年》所载夏桀29年 ‘三日并出’ 的天文记载的成果 《竹书纪年》夏桀29年条下有‘三日并出’ 的记载。《竹书纪年》的夏桀29年是庚申57，公元前1561年。这一年也是商汤15年。‘三日并出’ 和 ‘二日並出’均是一种日食现像。 根据爱思裴乃克博士的《5000年全球日食途径地图》, 公元前1561年没有在中国能见到的日食。最近这一年而在中国能见到的日全食是在公元前1551年的儒历4月29日。下页的表4是爱思裴乃克博士的公元前1560 – 1541 年的全球日食途径地图。 《竹书纪年》的夏桀，商汤时代‘三日并出’记载是正确的。只不过留传下来的年份是误了十年。‘三日并出’应为商汤25年，庚午07，公元前1551年。不是夏桀29年，商汤15年，庚申57，公元前1561年。”（13页） 上面是朱永棠教授的研究成果。只是他不知道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记录，夏代因改变过干支纪年，因而凭空多了24年，又不知道商代的记录少了60年，这一点我在《夏商周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后的新发现》中已证明了的，所以对夏桀29年的“三日并出”日食年代判断错了。夏桀29年为公元前1621年，这次日食为公元前1621年7月20日发生的日全食，在刘次沅，马莉萍先生著的《中国历史日食典》中的记录为： |1621 7 20／44|t| 6:20 0.04| 6:27 0.10| 6:17 -.13| 5:29 *0.18| 5:24 0.24| 5:15 0.03| 1621 7 20 t 1.02 80 110 符合朱永棠教授的研究结果。 若今本《竹书纪年》中的“二日并出”“三日并出”为记录的日食现象，那么夏代帝廑“八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也可能记录的是日食现象。 帝廑八年为公元前1711年，查刘次沅，马莉萍先生著的《中国历史日食典》中的记录有： |1711 5 27／57|t| | | |19:26 *0.41|19:08 *0.26|18:42 *-.32| 1711 5 27 t 1.01 52 4 证明帝廑“八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也真记录的是日食现象。 因为夏代用过两套干支纪年，按老干支纪年公元前1711年为丙寅年，5月27日为甲辰日。 正因为这次日食事件的发生，帝廑吓坏了，到日食发生后的第6日庚戌日，帝廑和当时的大臣们商量决定，将当年的丙寅年改为庚寅年，将当天庚戌日改为丙寅日（可能古人认为寅年寅日吉祥可以去邪），颁行天下。 从此后再未改过干支纪年纪日。所以现在推算那天的干支才为庚申日。 同样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为： |2043 10 3／03|t| 9:37 0.76| 9:48 0.53| 9:52 0.75| 8:02 0.82| 8:09 0.62| 8:08 0.86| 2043 10 3 t 1.04 13 -139 当年的庚戌日，现在推算的干支日却为丙寅日，是同样一个原因。 现在再简单的论述一下今本《竹书纪年》的记录中，夏代凭空多了24年、商代少了60年的论据。 一、“殷商成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据今本《竹书纪年》的直接年代为公元前1558年。 盘庚“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为公元前1302年，而殷墟第一期测年为公元前1260年——公元前1235年。 工程依测年初步推断夏商分界当在公元前1610年——公元前1580年之间。 比照盘庚迁殷，汤十八年癸亥的真实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610年以前，为公元前1618年。也就证明商代记录（太甲在位年数被人抹去了一干支）少了60年。 二、1、禹伐三苗的“最佳年代选择是公元前2104年”（见江林昌先生著的《夏商周文明新探》140、198页，这是江林昌先生在断代工程中的研究成果，断代工程报告简本中没有），今本《竹书纪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