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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国富豪落马之谜 国际金融报记者 李俊 发自上海 从牟其中到瞿兆玉，从刘晓庆到杨斌，这些昔日光彩照人的中国富豪们，在财富的巨大迷雾前纷纷落马。这些人物，以往的发家史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同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在短短十数年之内，财富迅速积聚；有的甚至还名列福布斯内地富豪榜，他们的暴富和“暴卒”引起了境内外各方极大关注。 转轨时期，中国民营经济的财富尚处在一片灰色地带。财富的分配和归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仔细分析这些富豪们的发展脉络，可以说，他们的发迹与衰败都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因此对于他们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其个人的主观因素的层面，相反，更应该注意制度层面的思考：民营企业由于运作、财务和一些遗留的问题，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常常体现为缺乏约束力、缺乏企业风险控制等。 中国改革的策略是，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仔细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多数先富起来的人正在为社会发展尽力。民众并不是要强求富人们一定要做些什么，也无意于蛊惑大家产生所谓的“仇富心理”。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富人阶层，这个阶层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某种社会的、历史的责任，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已经忘记。 如何看待富豪们的财富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正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日益迫切的课题。一方面，社会还不能完全合理、公平地对待富豪们创造的财富；另一方面，少数富豪的财富神话被人为地扭曲或夸大，变成窃取社会其他财富的道具。 围绕社会广泛关注的上述问题，国际金融报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德峰、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曹锦清教授，请他们从不同角度谈了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 企业家和“资本家”不可同日而语 ●在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时间上相对滞后。而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时间和空间的长短大小，是决定暴富人群有多少、资本有多大的主要因素，这为暴富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和条件●那些“暴卒”的富豪都是“资本家”，而不是企业家。“资本家”没有实业作基础，没有利润和现金流量，一旦哪个环节出问题，就全完蛋了 采访华民是颇艰难的。 6月10日中午11∶40，记者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苦等了两个多小时后，终于“逮住”了下课归来的华民教授。 质疑财富来源 华民开门见山地对中国富豪资产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华民认为，如果他们是做实业投资，投资于制造业，正当的合法的积累是不可能那么快的。中国富豪们20多年的时间积累了数十亿的资产，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这里面必然包含合法和不合法，正当和不正当。 华民把中国富豪财富的积累与英国早期的圈地运动相比，英国在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也出现过这种暴富。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时期，私有化过程中也出现过暴富现象，使得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积累起来。 然而，在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界定富豪们资产的来源的确很难，因为当时的法制不很健全。在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时间上相对滞后。而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时间和空间的长短大小，是决定暴富人群有多少、资本有多大的主要因素，为暴富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和条件。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在现有法制和规则下，由于少数社会监督部门，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与个别人的寻租，使社会的公共财富迅速转化成为个人财富。 谈到目前国有资产的大量处置，华民认为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拍卖，也可以由内部协议完成。所谓内部协议就是政府和个人通过某种协议进行，这种做法很不透明，其结果必然导致资产被低估后转移到个人手中。这中间有些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是很强的，拥有者可以很快富起来。 如果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监督机制，取消所谓内部的MBO收购，完全市场竞争、市场定价，使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国有资产民营化改制过程中的竞争定价，那么国有资产就会回归到它应有的实际价值，这样一来就很难暴富。 在谈到富豪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华民还谈到了一种极为荒唐的做法。有些人根本没钱，但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要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事先和约抵押给银行，然后由银行给出现金流转给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而收购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担任何风险，成功地一夜之间就成为富豪。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没有用个人的资本参与市场和协议收购的竞标，而是用银行的钱来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变成自己的。 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 华民认为，中国的富豪不一定是实干家，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些有能力的人成为企业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真正产生一批企业家，也可能产生一批有野心的“资本家”。 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关键就是看其到底做不做实业投资。现在凡是“暴卒”的都是不做实业投资的，他们不断地玩资本游戏，不付出经营的努力，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