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李鄂贤：略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程序.doc

略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高铭暄( 李鄂贤((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顺利举行。此次会议最惹人关注的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基于此类犯罪的高频发生，当代企业家应该予以高度重视，要填补和丰富法律知识，培养好“法律风险”与“法律边界”意识，以免不应有的历史惨剧再次上演。在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九）》）。此次修法中，对贪污贿赂犯罪也进行了相应地调整，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增设了一个新型罪名，即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自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仍为平息，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正不断增强，涉及的范围也在持续扩大，反腐工作已经步入深水区。在这个特殊时期，对于《修正案（九）》所增设的这个新型罪名，当前企业家们应当尤其警惕，要充分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国家经济建设重任。 一、行贿犯罪“盲区”已逐渐扫除 在《修正案（九）》颁布以前，虽然《刑法》在第388条之一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着重处罚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但是并没有注重对请托人的此类行为进行惩治，而仅仅在《刑法》第389条规定了行贿罪。从该罪状的描述看，如果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行贿的，无论最终是否获得了不正当利益，均不构成犯罪。换句话说，行贿罪的对象主体只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由此可以看出，行贿犯罪的立法规制存在“盲区”，这使得请托人开始转向国家工作人员（含离职人员本人）“身边人”进行行贿，以期待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得以实现。事实上，这种“行贿黑手”现象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受贿与行贿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对合关系，如果仅处罚受贿一方而轻纵行贿一方，那么贿赂犯罪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很难得到有效遏制。既然在立法上处罚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那么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的行为理所当然也应当受到处罚。值得庆幸的是，此次《修正案（九）》已经开始重视对此类犯罪行为的惩治，在《刑法》第390条之一增设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新型罪名的设立意味着行贿犯罪的“盲区”已经逐渐打开，此项立法应当引起企业家们的足够关注。 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之立法解读 （一）立法背景 2009年，为了能够有效应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切实履行联合国反腐败相关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正案（七）》中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一直游离于犯罪边缘的“裙带关系”纳入了刑法的视野。出于当时惩治此类腐败犯罪的国内土壤环境并不成熟的原因，立法机关没有将与此相对应的行贿行为规定为犯罪。事实上，行贿犯罪是引起受贿犯罪的直接根源。严厉打击行贿犯罪是有效治理腐败犯罪的一剂良药。国际社会在这一点上也已经达成了一致性共识，《联合国腐败公约》第18条就有明确体现。该公约对于影响力交易的行为，既严惩受贿的犯罪行为，同时也注重对行贿犯罪的严厉处罚。近些年来，由于我国行贿犯罪立法上的缺陷，请托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国家工作人员（含离职人员本人）“身边人”进行行贿，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行为是严重损害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社会影响较为恶劣。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作为我国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将长期存在，严厉惩治腐败犯罪的高压态势也将持续保持。当前，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反腐败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惩治“行贿黑手”的时机已经到来。为了充分贯彻党中央反腐败精神，顺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完善我国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法网，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第390条之一增设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在此次立法中，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行为规定为犯罪，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有助于有效治理贿赂犯罪，具有重大意义。 （二）罪名定义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是指行为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对在职国家工作人员以外与其具有特定关系的人行贿的行为，或者对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与其具有特定关系的人行贿的行为。 （三）犯罪构成 1.犯罪客体 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犯罪的对象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在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第二类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第三类是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刑法》总则第93条以及相关立法解释已经做出了明确解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曾经是国家工作人员，但由于离休、退休、辞职、辞退等原因已离开了国家工作人员岗位的人。“近亲属”主要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具体包括哪些人，可由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案件情况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