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论文,法律论文论文,.docVIP

“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论文,法律论文论文,... “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 是恶”。）。为了获得自身灵魂的拯救，人必须向神忏悔，遵守神的戒律。如果说神的莅临本身就是对人、人性的绝对否弃，那么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就是甄别人类行为（包括政治秩序）正义与否的最高尺度。因此，圣·奥古斯丁坚信，“世俗的政治秩序不可能是真正正义的秩序” 。他对人性的悲观在其所描述的“地上之城”里有充分展现：“自私统治着这个国度，各种自私自利的目的相互冲突，使它终将沦为罪恶的渊薮。” 十三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其四种法（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的分类理论中进一步佐证了前三种“自在之法”高于人法的理由，并强调指出，在有关灵魂的拯救方面“人们应该服从宗教权力，然后再服从世俗权力”，因为世俗的政策法令“只能对外在行动作出判断”；而“只有作为神法制订者的上帝才能判断意志的内在活动” 。无疑，作为一个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此论的前提仍是基于人性恶的假定。　 　 近代的西方世界，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复归，人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得到一定的恢复。但是，正如宗教改革并未改掉人们对上帝的信仰，而作为宗教理念不可或缺的性恶观在宗教改革以后的西方文化中依然被承袭下来，并深刻影响着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将西方法哲学从中世纪神学和教会的直接影响下解放出来的路德和加尔文，也都“信奉人的完全堕落”，并且认为，堕落的人“倘若不被管束，那么在凶暴残忍方面，他就会远胜过所有凶禽猛兽” 。十六世纪的另一个神学家胡克尔也认为：“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以防范人们的外部行动，使他们不致妨碍所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不是完善的。” 胡克尔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洛克，他在其《政府论》一书中写到：“谁认为绝对的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 而另一位为近代分权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孟德斯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尽管这些现实主义的思想家，未必言称上帝，甚至得出的结论也多为经验观察的结果，但是“他们所由出发的立场，乃至他们寻求解决的方法所依循的途径，都明显带有基督教文明的印痕”[11]。　 　 基督教文明留给后世西方文化的遗产是多方面的，但人性恶的思想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应该说，迄今为止的政治哲学，无论是基于典型的宗教形而上学（如法国的雅克·马里旦）或是基于经验主义的实证观察（如霍布斯和那些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思想家们），在支持民主与法治的理论上，都遗传了基督教文明的基因，对人性的缺陷怀有深刻的警惕。在《美国百科全书》对“民主”的词条解释中就有这样的评论：“对于民主的信心根本不以人性的善良为依据，……民主确实也作过不少愚蠢的决定。但是，如果这类错误不被较为健全、较为见多识广的民主行动所纠正，而求助于独裁者或超凡的领袖时，往往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2]。　 [NextPage] 　 性恶论与法治的关系以及对法治的意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性恶论作为一种对人性的终极判断，断然否定了“完人”临世的可能性，这既拆除了指望“圣贤”或“哲学王”等好人救世的价值基础，并且为“法律的统治”确立了理论的逻辑前提。主张人治的哲学在解决政治权力的归属上往往都归结于拥有完善人格的统治者，这在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从柏拉图的理想政治“哲学王的国家”，到孔子的“圣王”政治，都同出一辙，骨子里透出的还是对人性的自信。这种理论上的一厢情愿和实践上的行不通，不仅被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而且也被后世的历史所证明。贤明的君主总是可遇不可求，或许恩泽一时，但其英明只能是结果的公正，没有任何道义或程序的必然。更何况“皇恩浩荡”毕竟是一件稀罕的礼物，至于寥若晨星的“清官”，更无法刷新整个政治的颜色，他们总是被诗意的美化，仅成为一种期望的象征。当然，性恶论对人治的釜底抽薪，还不仅是政治经验的。至少，西方的性恶论，是通过宗教的神与人的绝对分立展开的。基督教不相信人在世间有体现至善的可能，因为，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堕落性，虽靠着自己的努力和神的恩宠，人可以得救，但却永远无法变得完美无缺。这份完美、至善，只有神才拥有，而人神之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人无完人。可见，在形而上意义的“性恶论”基础上，人治无由生长。　 　 其次，性恶论对人性的根本否定，与形而上学的“法”的提升，不仅拥有共同的哲学理念，而且二者在理论上的相互关照，为法治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基础。仅有对人性的否弃，而没有对法律的提升，或许可以否定人治，却并不能当然地推导出法治；否则就不能解释，同样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