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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与清算——转型时期农村金融危机与反危机研究3行政论文... 掠夺与清算——转型时期农村金融危机与反危机研究 计划失灵 　　所谓“计划失灵”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残存的计划体制，既不能满足各类经济主体的需要，又无力约束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 　　显然，如果计划体制是有效的，此类危机是不会发生的。计划体制不会允许合作基金会这类经济组织存在，而且即使允许它们存在，也有足够的能力规范它的行为。正是“计划失灵”才使这场危机成为可能。 　　“计划失灵”还有另一种涵义。市场化改革导致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但是，计划体制确立的管理方式，不能对大量涌现的新的需求作出及时的反应，不能满足各种经济主体提出的多元化要求。非公有制企业、中小型企业、农户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它们缺少高效率的融资渠道，难以获得所需的资金。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缺口，为社会融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农村合作基金会之类的非国有金融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们是对“计划失灵”的“正常反应”。 　　市场失灵 　　一般情况下，“市场失灵”指的是“市场经济的先天不足”——即使是最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也无法消除的缺陷，如不能有效率地提供公共物品。此处的“市场失灵”有着不同的含义，它是指“市场发育不良所带来的缺陷”。眼下这场危机的成因之一就是后一种“市场失灵”。实际上，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这类金融危机是不会发生的。 　　“市场发育不良”表现为：国家垄断金融行业；国有金融系统市场化程度低，行政干预严重，不能满足经济活动的需要；央行监管不力，行业管理失控；非国有金融机构数量少、规模小，作用有限；整个社会缺少市场经验，老百姓缺少起码的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市场发育不良”的直接结果就是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实际上，如果存在发达的金融市场，农村合作基金会所搞的那种自杀式的高息揽储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而且如果整个社会有长期的市场经验，老百姓有足够的金融知识，这类简单的骗术也就不会如此轻易地大获成功。 　　3、金融危机持续深化的机制 　　危机深化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个别基金会的危机不断发展；二是由个别的局部性危机发展为全局性危机。 　　农村合作基金会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各个基金会之间是彼此独立的机构，而且尽管一些地方建立了县级联社，但基金会的主体是乡镇和村级基金会，它们覆盖的区域仅限于一个乡镇或一个行政村。因此，从理论上说，农村合作基金会同时暴发全国范围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由于缺乏地方性的解决危机的机制，个别基金会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危机波及的地区越来越多，最终由少数地区的局部性金融危机演化成为遍及全国的整体性危机。 　　背景资料：遏制腐败的基本机制 　　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而权力之所以会被滥用是因为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因此为了遏制腐败必需对权力进行制衡。公共权力的制衡机制无非两大类，一类是社会对政府的制衡，另一类是政府内部不同机构之间的制衡。政府内部制衡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政府内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制衡，如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二是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制衡，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制衡。 　　由于造成这场危机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是腐败，因此如果腐败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那么危机必将持续深化。所以研究危机持续深化的机制，也就是研究腐败失控的机制或根源。 　　社会对政府的制衡丧失 　　现代社会发明了许多公众监督、制约政府官员的手段。从理论上说，我们的报纸、电视、广播、法院、检察院、人大、政协、纪委、审计等等都是公众监督、制约政府官员的工具，而且公众还可以通过上访、热线电话、游行示威、结社等方式制约贪官污吏。遗憾的是，在现实之中，这些制衡工具几乎全都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既然社会制衡政府的所有可能手段全都控制在政府手中，政府官员的过度干预和腐败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控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危机的肇事者垄断了化解危机的手段！这是危机得以持续深化的最根本的原因。 　　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制衡丧失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腐败官员往往要和具有制约能力的人结成同伙，久而久之在官员阶层中就会形成一个无形的“腐败共同体”。建立同盟的关键是在各个制衡机构之间建立一种合情合理的分赃机制，使得各个部门的官员各得其所。这一共同体的功能是“官官相护”，并使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制衡彻底失效。 　　在与农村合作基金会危机相关的腐败案件中，政府、银行、法院、检察院、纪检、人大、政协、媒体等各个机构的官员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分赃。由于他们都是危机的受益者，当然不会主动及时地化解危机，他们也都是被清算对象，自然要千方百计地阻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