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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顶尖大腕为中国银行业变革支招 　　从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1823年在山西平遥成立，成为中国现代银行的开山鼻祖，到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行我国第一张银行卡，再到如今四大国有银行全部完成股改上市，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甚至赢得了全球最会赚钱银行的称号。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市场上对中国的银行并不充满好感。市场人士诟病中国的银行嫌贫爱富、“向钱看齐”，特别是对小微企业缺乏服务，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旧突出。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2014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表示，银行监管当局强调支持服务实体经济是《中国银监法》赋予中国银监会的重要使命。 　　显然，这个重要使命需要银行业去完成，但目前来看，可谓任重而道远。 　　作为公司，银行自身要实现盈利，同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改革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4项改革同时并行的局面下，银行本身也压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自然会“向钱看齐”。 　　行棋至今，中国的银行业如何能既完成使命为实体经济服务，又在4项改革并行的局面下实现自身变革？ 　　7月8日，在2014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来自监管层和银行业的高管们试图给出答案。 　　对话 　　嘉宾 　　僵尸企业占用了实体经济的大量信贷资源 　　刘士余：我在落实调结构的任务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盘活存量，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处于僵尸状态，它们占用了大量的信贷资源。但实际上这一块信贷在银行贷款上有的情况下体现的仍然是正常贷款，但是企业好像用了银行的糖做成了冰棍，还在不断地融化。 　　对于僵尸企业，债权人没有主动申请破产，债务人也没有主动申请破产或者申请破产保护，这样会对债权，不管是金融债权还是其他商业上的贸易伙伴的债权，还是职工的劳动债权，都会造成潜在的损失。 　　王兆星：融资难、融资贵，与整个国际经济环境有关，也是整个中国经济运行处在下行压力之下的一种必然反应。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能很容易地获得银行的贷款、很容易地发行债权或股票来融资。银行有银行的贷款标准，发行债券和股票也有其自身的基本条件。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能满足这些标准，都能取得资金的融通。一定会有一大批的企业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从而不能便捷融资，于是就会出现融资难的问题。 　　融资贵也有它的市场和历史背景条件，我们已经处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当中，由于资金供求的作用，利率随着供求来进行调整。同时，在传统银行信贷之外还有很多影子银行，影子银行没有利率的管制，更多的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这种利率价格就会更高。很多企业达不到贷款的标准，会寻求影子银行的融资，就要付出更高的融资成本。此外，现在企业的债务杠杆也达到了历史较高的水平，利用较高的债务杠杆既降低了企业满足融资的条件，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把有限的资源和资金用在刀刃上 　　王兆星：缓解融资难、融资贵，要多方面采取措施、多管齐下。 　　保持适当的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的供应。水库要保持适当的存水，这样灌溉才有充分的来源，因此，首先还是要保持货币信贷以及整个市场流动性适当的供给，解决源头之水的问题。 　　进一步优化结构。把有限的资源和资金用在刀刃上，把资金真正用到最有经济效益、最能支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和企业当中，而对那些高污染、高耗能、严重产能过剩的企业，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控制贷款和融资供给，通过结构调整，有保有压，来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 　　进一步下大力气盘活社会资金的存量。现在银行业金融资产已经达到160万亿，银行的贷款也达到了八九十万亿，如果其中的10%能够盘活，这些资金能够加速周转10天的话，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资金供应。目前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所倡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盘活信贷存量的一个渠道。 　　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金融手段、金融机构来增加资金的有效供给，同时也增加市场的公平竞争，包括发展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发展各种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租赁市场、金融消费市场等来扩展金融融资的渠道，增加资金的有效供给，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同时银行业要尽可能地减少那些没有建立在更多服务基础上的收费，取消没有服务的显性、隐性收费，这样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当中，能够同时使资金的价格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来缓解融资贵的问题。 　　银行业面临自身体制和市场环境的双重压力 　　杨再平：总体而言，银行体制机制方面存在4个问题。 　　一是公司制度行政化。国有企业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职业经理人，而我们的银行家还不是职业的银行家。目前，有相当比例的民营银行、50%的中小城商行、90%的农村中小机构，公司治理结构还存在问题。二是经营管理僵化。不能围绕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形成一个动态的流程。三是市场结构有问题。银行进入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