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的精神与实际.doc

[按]括号中的“法学院的精神与实际”为博主所加。 一堂法学课 谢丁 一 2003年的秋天，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学年。每个星期三中午，我骑着自行车从万柳到北大校园，去赶一堂课。我紧张不安，甚至有些焦虑。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先是非典，我们被集体困在北大万柳宿舍。然后因为一场感冒，我被关在北大西南角一个招待所的小标间，整日思考生命的长短。随后，新的学期到来。我们很快遗忘刚刚过去的那场浩劫。在非典期间被停滞的现实生活，迅速回到我们身上。一度闲来无事进行的读书和思考──也将迅速被毕业和找工作所代替。 　　 我随意地挑选了几堂课，为了拿到足够的学分。那时，赵晓力的职称是讲师，他讲《西方法律思想史》。 　　 在法学院，最惹人注意的明星老师是朱苏力和贺卫方。几乎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听过他们的课。更多的同学选择更实用的科目，他们总是提前为律师职业做好尽可能多的准备。赵晓力不太出名。有关他的传说，仅限于法学院“四大才子”之一。 　　 每周两节课，安排在周三的下午。那是最容易令人昏昏欲睡的时段。我总是在家园食堂吃完午饭，早早来到三教，随便找个教室趴着睡觉。快到两点时，我走下楼梯，穿过东倒西歪的自行车，爬到四教二楼。这是一座更阴森的教学楼，走廊朝北，看不见阳光。偶尔，我会看到赵晓力站在走廊上抽烟。 　　 他个子矮小，但因为微胖的身材，整个人倒显得稳重。不爱说话，不像其他一些老师在课前风趣的和学生谈笑风生。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严肃得过了头，同现实生活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抽烟时，他盯着窗外，像在思考，但我们似乎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也没想到，这堂课的“教材”是三本书：《理想国》、《君主论》、《联邦党人文集》。我以前从未读过其中任何一本。当我的同学听说此事时，他们都睁着不敢相信的眼睛，然后以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我也许根本读不进去，中途开溜；或者，我坚持一学期，但是期末考试很危险。 　　 那是一间小教室，但是选这堂课的学生更少，根本用不着占座。但如果迟到，你就得坐到第一排。我们总是在试图拉开和老师的距离，喜欢往后靠。赵晓力说话声音不大，很少抑扬顿挫。平心静气的。有时候仿佛觉得他只在对一个人讲话，可能是你，或者我。轻言细语，内容却严肃得要命。他从书本上偶一抬头的瞬间，眼光犀利的瞟过教室，然后似乎了然于胸的继续读书。 　　 我总是被这犀利所击中。在《理想国》第一卷，这本书的最初几段，我用铅笔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注解。因为害怕和赵晓力的眼光对视，我总是埋头记录下他说的一切。有时，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仅仅是机械的跟着课堂的进度，艰难而无力的快速翻书。 　　 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体验。我习惯在人满为患的教室，听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的独奏。习惯不停在笔记本上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当然，我还习惯守着一本法学教材。它总能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一种逻辑推理，或者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然后我无意中选了这堂课，像闯进了隐藏在北大校园里的一个陌生的角落。有可能，许多人都不曾知道。 　　 二 　　 我第一次听说赵晓力，以为他仍是个学生。法学院广为流传的，总是说他如何疯狂地读书，专注于学术，像个走路都在思考哲学的人。我们从未碰见过──也许真的碰见过，但我脑子里立着一个“高大严肃”的形象。 　　 赵晓力倒不再是学生，但当老师却没多久。在北大，他念了6年的研究生和博士。1999年，他正式在法学院执教。距离他高考，刚好十年。他是在南京大学念的法律本科，那是1989年，划时代的一年。 　　 在南京大学，学校的文化氛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知识界万马齐喑，但80年代的积累还在——在图书馆。大学毕业之前，赵晓力读完了图书馆里《读书》的所有过刊。还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如果一本书被翻烂了，你总有好奇心去看一看。这四年，更像是自我教育。大学是文化传承所在，但现在它中断了，图书馆终究是死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个时代开始。社会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赵晓力到了北大。第二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他们花了3天时间，举办了14个讲座，“感觉像刷新了一代学术”。 　　 　　 这当然和80年代已经不同了，但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读书甚至不再像本科那样一个人进行，读书成为几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事情。在北大，赵晓力很容易找到了其他的读书人。他和强世功、郑戈、还有当时是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读得最长时间的是韦伯。 　　 那时，苏力还不是博导。他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赵晓力他们的宿舍聊天谈学术。在法学楼，他们不顾路人侧目，只要碰见就开始严肃的讨论。 　　 　　 这是90年代晚期。在大学之外，已经有人开始质问，读书有什么用？但悖论是，当你没有读书时，你永远无法知道读书有没有用。在读书小组，热情疯涨。吴增定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