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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削藩看汉景帝的“有为”而治 摘 要：“文景之治”乃“黄老无为而治”，这是史学界的一致共论。本文认为，从景帝削藩起，西汉治国方略已开始发生变化，削藩是景帝“有为”而治的重要体现。汉景帝之时，并不崇尚“黄老”。鉴于当时诸侯国强大难治，诸多皇子待分封而无合适领地，景帝大胆启用晁错削藩，并在七国之乱兴起后坚决予以镇压。随后，景帝改革王国政治，使封国郡县化，王国问题得到质的解决，为汉武帝时期顺利削藩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七国之乱也并非“吴王蓄谋”，景帝欲作有为君主，决意削藩，人为原因激化中央与吴国的矛盾所致。 关键词：王国问题；汉景帝；削藩；七国之乱 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刘邦把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巩固皇权的政治支柱。《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但是，随着诸侯王实力的增长，他们逐渐产生了同汉王朝分庭抗礼的野心，如文帝即位不久，济北、淮南两国就相继发生叛乱。随着王国问题的日益凸显，“削藩”便成为西汉前中期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同时，“削藩”也是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关于景帝削藩，史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杜勇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同姓王对中央的离心力，除分封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外，皇帝对不法诸侯王的优容和皇位继承法的不完备也是重要的因素[1]。古永继《“文景分国为削藩”辨》认为，文、景的分国与削藩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是文帝，还是景帝的分国，都只是对宗室的一种例外恩典，齐王、淮南王、梁王由于与皇帝或太后有着某种特殊关系，因而其子孙取得了这种特权，而楚王与皇室关系一般，则未能享受这种待遇，吴王带头谋反，索性被断绝了奉祀香火。” [2]谢春河、隽成军认为，汉景帝总体导演了“削藩”改革，但在关键时刻立场动摇，因此导致改革失败、晁错被杀[3]。他高度评价晁错改革思想及实践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岳庆平则认为，文景时期并没有出现诸侯王尾大不掉的现象，汉政府之所以急于“削藩”，起因于政治家的片面夸大其词和皇帝对诸侯王的猜忌心理[4]。他说，景帝的削藩是一大失误，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因为不削不一定祸大，而由削藩导致的七国之乱使双方都蒙受损失。汉武帝从中吸取了历史教训，采取温和的政策，为以后诸帝立下了常规，也为王莽代汉提供了方便[5]。董平均认为，文、景时期的分国与削藩，是增强皇权，“强干弱枝”政策的反映。皇权与诸侯国二者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对西汉王朝的治乱兴衰产生了深刻影响[6]。 本文认为，汉景帝并不崇尚“黄老”；削藩是景帝“有为”而治的重要体现。当长期推行的“无为”政策引发王国问题，皇室内部又出现领地分封难题时，景帝锐意改革，坚决削藩，并及时巩固削藩成果。另外，本文亦对景帝削藩中的重大事件——七国之乱的缘由作一番探讨。通过相关史实论证七国之乱与景帝“有为”意志的密切关系。 一、削藩背景：封国隐患，皇子分封无领地 （一）王国强大难治，威胁中央 汉初分封而形成的诸侯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文帝时期，势力迅速膨胀，足以同西汉政权分庭抗礼。这些诸侯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7](卷一四《诸侯王表》)，俨然独立于西汉朝廷之外，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8]（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文帝时，袁盎劝道：“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适削地。” [7]（卷四九《袁盎晁错传》）贾谊甚至在《治安策》中惊呼：当时西汉政权并非“已安已治矣”，而是危机四伏，“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他所谓“可为痛哭者一”，就是愈来愈大的王国势力，已严重地威胁中央政府。他认为当时天下的形势就像患了水肿病的人，不能行动自如，“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 [7]（卷四八《贾谊传》）。对于封国隐患，晁错更是表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屡屡上书文帝。他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指出，诸侯王的封地占了大半个汉王朝，他们“专治异政，不禀京师” [8]（卷二三《礼书》），和皇帝同姓不同心。西汉中央政府却在片面强调“无为”“安定”的“黄老”思想指导下，对潜在的封国隐患没有足够的重视。中央对骄纵跋扈的诸侯王纵容恣任，以致诸侯国强大难治，分裂倾向日益明显。早在文帝即位初年，济北、淮南两国就相继发生叛乱。其后，吴王刘濞称病不朝，失藩臣之礼。汉文帝反以刘濞为汉祭酒，赐予几、杖，特许他不奉朝请。吴国势力已然凌驾朝廷。因此，文帝时期的诸侯国，由于势力恶性膨胀，已从初封时的社会稳定力量质变为分裂割据势力，成为西汉内政中最大的隐患。长期推行的“黄老”政策已不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王国问题亟待解决。 （二）诸皇子急待分封领地 在王国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景帝欲分封刘荣、刘端、刘胜、刘寄、刘越、刘乘、刘舜七位皇子而无领地，更将此问题置于必须解决的地步。汉景帝共有十四子，除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