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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古代图书分类研究述评 摘 要： 作者通过梳理相关专著及论文，将近十年来古代图书分类的研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古代图书分类与古代学术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古代图书分类自身的演进过程；三是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利用《中图法》或改良的四部分类法重新类分古籍。还对这三个方面研究的创新性和准确性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近十年古代图书分类研究综述能够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学界对于古代图书分类的研究现在已经进展到何地步，尚有何不足，仍有哪些领域未曾涉足可以继续发掘，这就是本文目的之所在，也是作者欣慰之所在。 关键词： 近十年 古代图书分类研究 述评 图书分类学是目录学与图书馆学相互交叉的一门学科。虽然“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专有名词在我国的提出时间较晚，始见于清乾隆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①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中国丝毫没有图书目录的编制活动，相反，中国古代为图书编制目录的活动产生得很早，一直可以追溯到《周易》“十翼”中汇总六十四卦卦名、为它们排列次序、说明它们内在联系的《序卦传》。此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制的《别录》和《七略》无疑是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的开山之作。由刘氏父子开创的“六分法”不断演进直至在《隋志》中被此后一直占据着官修和民间图书目录分类的主导地位的“四分法”正式取代。之后以南宋郑樵的“十二分法”为代表的多分法对四部分类子目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体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融会贯通前世四部分类和多分法，成为四部分类的集大成者。改革开放后学界对古代图书分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古代分类法与古代学术思想之间、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之间等关系的研究；对历代目录学家分类思想和目录学著作分类体系的研究；古代图书分类的演进轨迹和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编制新的中国古典文献分类法的想法。以上各种研究笔者将其归纳，不外乎两种，第一种即将古代图书分类视作一个整体系统考量，分析古代分类法的历史演变、学术价值等；第二种则是研究单个目录学家的图书分类思想和单部目录学著作的分类体系及学术价值等。鉴于此，笔者需要申明的一点是：近十年学界将古代图书分类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而研究古代单个目录学家的图书分类思想和单本目录学著作的分类体系、学术价值等的论文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笔者通过梳理相关专著及论文，将近十年来古代图书分类的研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古代图书分类与古代学术之间的关系 学科分类观念的产生和演变促进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各自占主导地位的图书分类法的形成。在学术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代图书分类又通过类目体系结构、类目序列及名称的变化，以及类序、解题、互著、别裁等方式反映学术源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早在上世纪初，姚名达先生就指出“学术思想之分对于图书之分类关系之密切矣”。②因此古代图书分类与古代学术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十年学界研究的一个方向。 谭华军从知识分类与图书分类的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演变的过程，指出图书分类目录体系的沿革、演变，以及类序和解题，间接地反映出我国学术文化知识谱系的发展脉络。［1］左玉珂从中国传统学术分类及其特征、古代图书分类与中国知识系统之演变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国知识系统的演变发展与古代图书分类发展的关系。［2］袁学良则总结道：“通观汉至清的各式各样的典籍分类法，虽类目有多寡，体例有差异，然而其基本板块结构却极为相似。究其原因，首先应该归结于它们具有相同的封建时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基础。”［3］另外，他还将先秦图书分类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萌芽期（上古至春秋前期）、专门性分类法时期（春秋后期）和综合性分类法时期（战国至秦代）。［4］赵涛更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中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在古代图书分类法嬗变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 近十年来对于古代图书分类与古代学术之间关系的研究总体来说比较客观，准确地揭示出学术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和图书目录分类体系对学术流变的反映，这些研究不仅是图书分类的研究成果，而且为学术史的研究补充了新的内容。 二、研究古代图书分类自身的演进过程 图书分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它的演进过程的研究成为学界关于古代图书分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些论文基本都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图书分类方法进行了阐述及分析。研究者不约而同地从“六分法”、以“甲、乙、丙、丁”标注的“四分法”、“十二分法”直至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这样一个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古代图书分类历史演变的脉络。这类论文有高举红的《六分法到四分法与我国古代图籍的发展》、［6］万丽蓉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之历史演变》、［7］郁世杰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历史过程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