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汉语言文化影响和蒙古语言文化变迁.doc

7 汉语言文化影响和蒙古语言文化变迁 汉语言文化的影响是强大的，它正在改变着中国蒙古族的语言文化，并且使之发生着急剧的变迁。这种变迁，同汉族和蒙古族在蒙古地区的紧密接触有关。经过最近200多年的移民潮流，汉族给蒙古地区带来了农业技术，从而有一部分蒙古人接受农业文化，由牧业经营者转变成农牧结合业经营者，有的进而完全变为农民。在蒙古族地区，蒙汉民族直接接触所发生的经济基础的改变，引发了蒙古族社会的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的改变。这种由经济生活模式延伸到社会文化制度模式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改变，导致了蒙古族语言文化的改变甚至改变了思维方式。蒙汉民族在文化范畴广阔领域里的多方位、多层次、不同时期的各种形式的接触，给蒙古族语言文化不断提出新的课题，蜂拥而至的新事物堆积在蒙古族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各个空间，时刻要求作出及时的反映。因为蒙汉文化分别属于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分别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当中，而且立足于这种不同基础上的语言思维形式和语言结构类型也截然不同，所以蒙古族在与汉民族语言文化的直接接触中面临了思维模式不同所带来的严重困扰。尤其是母语文化中找不到对应形式的时候，只能以借入为手段达到文化交际的目的。为了适应新的共同生活要求，蒙古人大量地接受了汉语言文化成分，甚至一部分蒙古人完全融入到汉语言文化氛围中。 任何语言文化的变异，从动因讲，有两种现象。一种为自然变异，另一种为条件变异。前者为语言文化随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演化，这种变化源于系统内部的技术提升或更新，其作用在于不断丰富和发展该语言文化固有的形态，原有复杂形态在形式上、数量上逐渐减少或者简短化，而其表达能力可大大细化、精确化。而后者是一种语言文化在另一种语言文化等外来因素强烈影响下所产生的形态变异，这种变异大量输入异质因素，在一定的强度范围内对系统起到推进作用，丰富和加强该系统，但超出一定强度范围就会导致该语言文化固有形态的边缘化，甚至完全的瓦解，还意味着该民族精神世界的完全改变。 语言文化同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比较现代语言文化，那个对大自然的依赖性较强的远古时代的语言文化尤为如此。繁衍生息在北亚森林和草原的蒙古族在对自然环境的漫长的适应过程中，形成了草原游牧生计体系。蒙古族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都是蒙古族人民适应北部草原的能力和适应的成果。蒙古族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诸方面，除了人类语言共同点，还包含着草原游牧人独特的成分，而且仅仅是这些独特的成分，构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系统。 民族并非是完全封闭的系统，民族之间的交往能够改变民族的发展方向。早在匈奴时代，北方民族就受到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民族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中原文化，尤其是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女真、满洲等北方民族，接受汉族文化影响十分深刻。蒙古族在元代曾深受汉族语言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北方汉族语言文化。随着元朝的灭亡，蒙汉语言文化接触曾一度沉寂。但到了清代中后期，又恢复了汉蒙之间的语言文化接触。与以往不同的是，清代汉民族首次打破以长城为政治、经济、文化分界线的古老状态，第一次走出长城，以积极的、主动的身份影响了蒙古族。汉民族带来了中原地区历史悠久的农业经济文化，逐步影响蒙古族文化取向，在局部地区取代了游牧语言文化传统。 中国蒙古族主要分布于蒙古高原南部的漠南草原。有史以来，漠南草原的南沿始终是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相互更替的场所。在蒙古族形成之前，活跃在漠南草原政治舞台上的北方民族先民很早以前就与中原农耕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受到来自农耕文化的种种影响，其中也包括语言文化。作为北方游牧文化的忠实继承者，游牧在漠南草原上的蒙古族极好地发展了古老的畜牧业经文化，同时也继承和发扬了历史传统。尤其是，当蒙古人最强盛的时候，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蒙汉民族语言文化的直接接触和相互影响。 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被迫推出中原政治舞台的蒙古人，在回到的故乡接着经营自己所熟悉的畜牧业文化。但是最灿烂的时光已经过去，随着明朝对北元残留势力的屡次围剿，蒙古族文化受到空前严重的摧残，蒙古族人口锐减，经济匮乏。加上民族内部的动乱，蒙古族开始走向没落。到了清代，衰败不堪的蒙古族已经变成了只有接受而没有任何自主能力和抵抗能力的弱势群体。尤其是自清朝中后期开始，中国出现社会动荡和无序状态，大量的汉族人口来到了北方草原，首次以主动迁移的方式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经济文化和民族交往隔阂状态。汉族农民很快把河套、土默川、辽河、嫩江等几条大河流域变成了农田，蒙汉人民共同构成了以汉族为核心的经济文化和语言文化类型群，汉语逐渐成为边塞地区的主要交际语言。 起初，蒙汉杂居的沿长城地区蒙古人在汉族影响下，学会种地农耕，过着农牧结合的混合型经济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向弃牧务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