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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与有序：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徐桂红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 哲学家、 思想家、教育家。而于孔子本人来说, 他的一切思想学说乃至行为, 目的只有一个——建立一个稳定、 和谐有序的太平盛世。 从孔子的这一终极目标出发, 才能全面而真实地理解孔子的整个学说。（一）孔子处于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动时期。这种变动即乱世总是伴有战争、暴力、民不聊生、道德沦丧等灾祸。孔子对这一切深为忧虑, 他考察了历史的不同阶段并做出比较, 力图从历史的借鉴中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保存在《礼记·礼运》里的孔子回答官僚问的一段话中, 可看出孔子的态度:“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 丘未之逮也, 而有志焉。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已, 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 不必为已, 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 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 各子其子, 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 城郭沟池, 以为固, 礼义以为纪, 以正君臣, 从笃父子, 以睦兄弟, 以和夫妇, 以设制度, 以立田里, 以贤勇知, 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 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 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 以孝其信, 著有过, 刑仁进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 在势者去, 众以为殃, 是谓小康。”天下有道的社会, 人伦道德皆值得赞赏, 人际关系和睦, 社会管理者唯贤是用, 而至阶级社会, 人各有私欲, 道德状况不比从前, 所以有了礼义制度。“礼”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的, 用以调节人际关系, 禹、汤等帝王治理国家, 都是依礼而行的。孔子自己虽未见到“大同”社会的“大道之行”和夏殷周王治国英才, 但却有此大志。孔子还比较了夏殷周三代的不同社会特点。 《礼记·表记》载:“子曰:‘夏道尊命, 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 事鬼敬神而远之。’”夏代顺应规律, 依必然性而行事, 商代敬神, 而周代尊礼尚施。周礼所遵循的是亲亲、尊尊, 以仁义为其内容“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义者宜也, 尊贤为大; 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 礼所生也。”(《礼记·中庸》)周人否定殷人的尊神, 改为尊礼尚事, 强调人事, 这一点为孔子所称道。孔子说:“殷固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矣; 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矣;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论语·为政》) 周礼通过对夏礼和殷礼的保留与修改, 具备了比较完善的内容与形式, 从而被孔子选择, 用以改变“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在孔子的心目中, 周礼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及其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和道德伦理规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也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主要手段。所以, 他赋予自己的使命是“克己复礼”。他教导人们要做到“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 。孔子对周礼所怀的敬意与追求,实质上是对周代道不拾遗、民风淳朴、遵守礼节的安定局面的憧憬, 他所谓的“从周”和“尚礼”实质上是追求太平、和睦的社会局面,反对暴力和动乱。孔子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为“天下无道”。无道的最明显特征是大量“僭越”现象的出现。孟子形容当时的状况:“世衰道微, 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 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 仅《春秋》记载，国君被弑者就有三十六人。 孔子是站在周天子立场上修订《春秋》, 进行拨乱反正的。可见, 孔子恢复周礼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为维护已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也非主张社会倒退, 而是知识人士忧国忧民的一份良知。在这份良知的驱使之下,他确立了自己追求和平理想社会的目标。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很注重现实。一方面, 从他主张对“周礼”可以有所“损益” , 可见他并非食古不化。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孔子对“礼”的前景没有估错。而且, 与老子不同的是,孔子虽然也对现实不满, 也崇尚原始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 但他并不主张退回到原始的“小国寡民”社会中去, 而是抱着“君子从时”的态度, 顺应历史潮流; 另一方面, 孔子没有超前于时代,去建立一个民主、平等、博爱的理想国家, 而是参照历史, 尊重现实, 力图寻求一条“复礼”的途径, 将乱世所带来的灾祸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这个角度讲,司马公所言孔子“居乱世而志在太平世”是准确的。随着战乱的结束与和平的到来, 孔子思想的作用逐渐显示出来, 因而能够被历代统治者接纳、改造和利用。（二）孔子说: “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候出。 自诸候出,盖十世希不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