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惠安馆解读.doc

秀贞是《城南旧事》第一部分《惠安馆》中的女主人公,与一个在故事中并未直接露面的“思康”相恋并未婚生子,最终却遭遇恋人抛弃、私生女死去的双重打击,导致有些痴癫。这样一个女性形象是可怜的、可悲的,而在文本内提供的语境中,她的存在,又是为人不齿、受人厌恶的。人们见了她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人愿意理她,她本是一个受害者,却无辜地忍受世人的唾弃。 这种感伤之情还不仅仅在于英子和周围人的相识而后别离，不仅仅在于周围人的离我而去，它还在于：童年离我而去！“我”不仅告别了秀贞、妞儿、宋妈、爸爸、兰姨娘等人，“我”还告别了“我”——童年的我。这五个系列短篇是以英子的年龄增长为总的发展线索的。首篇《惠安馆传奇》英子六岁，末篇《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英子十二岁，从英子入学前到小学毕业，也就是从一个人蒙昧初开，进入童年，到告别童年这一宝贵时光。 英子这一人物，不仅仅是一个“穿线人物”，不仅仅是结构的需要才出现的，且不说这一人物有极鲜明的个性，整部小说感伤哀婉的艺术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子“童年离我而去”造成的。她喜欢长大成人，又多么害怕多么不愿意告别童年，然而她终于告别了童年，过早地担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拿到小学毕业证书，爸爸去世了，“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对那“愚呆而神圣”的童年的回忆，品尝那一份告别童年的感伤，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我”的童年永远离“我”而去了，童年的亲友也永远离“我”而去了，可那一份感伤之情却永驻心底，梦索魂牵，这才拿起笔来写小说。对此，作者有过明确的说明，她说：“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城南旧事》是一部毫无虚构完全纪实的作品，作者说她写的是以“童年为背景的故事”，免不了虚构；即使纯属纪实，也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回头审视三十多年前的那一段生活，必然地注入了作者对那一段生活的思考。作者是如何思考的呢？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城南旧事》的第三层意蕴：宿命。 《城南旧事》叙述的是小英子所看到的成年人的悲剧故事，这些悲剧具有“古典悲剧”的特色：强调不可违抗的命运。显然，作者无意从社会角度去思考和解释这些悲剧的原因，作者的构思不在于写“社会”，社会作为作品的背景是淡淡的。这与作者的其它小说很不相同。应该说，末篇写爸爸早逝，英子告别童年，是最具有“社会性”的：爸爸因为“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了”。但全篇仅此一句，无心的读者甚至不会注意到它。这么重要的内容，可以表现爱国主义、民族矛盾、正义感等等，却被轻轻带过了，它只是极淡的一点背景。推到作品中心位置的是父女的亲情，告别爸爸，告别童年，苍凉而忧伤。朝夕相处的爸爸，转眼间不见了，六年前答应出席毕业典礼的诺言已不能实现，命运的不可违！评论者不该把作家偶尔提到的只言片语、局部形象、个别细节提出来大加阐释，强调间接反映的内容，使之符合既定的观念、先验的结论，而对作家在作品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内容采取谈化虚化的研究方法，更不能把我们的结论强加于作者。《城南旧事》强调不可违抗的命运，是始终贯穿于整个作品的。《驴打滚》中的宋妈，也是一个难逃厄运的形象。她因为进城、帮佣，儿子不明不白死了，女儿被丈夫悄悄卖了。作家显然是把这一悲剧归于宋妈的命运：“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牙，这蠢驴！”作家没有也不可能从社会、阶级压迫等角度去思考宋妈的悲剧。作品中表达了对宋妈丈夫极度的厌恶，纯朴的宋妈因为嫁给了这样一个赌徒丈夫才落得如此结果，这是命运的不公。五个短篇中，最具悲剧特色的是《惠安馆传奇》秀贞与思康的婚姻悲剧也是一个“命运悲剧”。把它看成是由封建道德、封建制度造成的悲剧比较勉强，封建伦理道德、封建制度是这一悲剧的远因，处于背景的地位，处于中心位置的还是“命运”。他们俩一个是北平人，一个是惠安人，各有老母，一个是孝子，一个是孝女。思康虽然是北大学生，但极贫苦，住会馆还住的是“跨院堆煤的屋”，长班都常常忘了送水，两人的感情正是在贫苦的交往中产生的。小说一再借秀贞之口说出思康的深情、纯朴。思康被母亲扣下不准北上，不是因为封建等级、伦理观念，成年的儿子侍奉贫苦中的老母无法谴责。那里极穷，尽吃白薯，“能叫外头去的人吃出眼泪来。所以，他就舍不得让我这个北边人去吃那个苦头儿。”秀贞也没有把怀孕的事告诉思康，“千山万水，去一趟也不容易，我要是告诉他我有了，不也让他惦记着！你不知道他那情意有多深！”两个相怜相爱的有情人，彼此为对方着想，阴错阳差，使他们终未能结合，进而一步步衍化为毁灭性的悲剧，美好的性格反而成为悲剧的动因，只能归为“命运”！如果他们中有一个是自私的薄情的，也许结局又另当别论。小说将这一悲剧原因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