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LED旋律灯设计说明书.doc

墨家社会政治思想的现代意义 朱传 　　内容提示墨子学说，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为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提出的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张，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研讨中，应该加强对墨家文化传统的研究，深刻发掘其合理思想，并予以积极汲取和弘扬。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多限于对儒家文化传统及其意义的研究，而忽视研究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文化以及它对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缺欠。实际上，不论从历史上或是从现实上说，借鉴墨家学说的意义不仅不比借鉴儒家学说的意义逊色，而且要比借鉴儒家学说更能贴近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这不仅仅因为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贯文理、注重实践、百科全书式的平民圣人，而且还因为他提出了至今还有现实意义的、一系列进步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 　　尚贤、尚同：进步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主张 　　尚贤、尚同是墨子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部分。这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预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他认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一个国家的贤良之士的众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贤使能，是关系着国家的强弱或兴衰、社会的稳定或混乱之根本。他说：“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尚贤中》）。在他看来，贤良之士是有崇尚道德的“仁人”，是有学识能善辩的“智者”，是国家之“珍宝”，是社稷之“栋梁”。墨子心目中的贤良之士，就是德行忠厚，道术渊博的德才兼备之人。墨家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跟儒家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亲”用人原则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反映了两种政治理论和两种政治制度的对立。墨家主张建立的是平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利万民的；儒家则主张维护世袭贵族的政治制度，反对平民民主制度。墨家提出的平民民主的政治主张，是有其历史进步性的。 　　我们认为，对墨子的尚贤使能思想的研究，不仅要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动的形势上去探索，而且还要联系墨子的整个人学观去探索。用人之道是与何谓人的根本观点相一致的。在他看来，不论是天子还是贱人，不同于禽兽的根本点，就在于必须从事耕织和听政才能生活和生存。这里既触及到了人的本质特征在于劳动实践活动，又十分清楚地表明：全社会的人尽管从事的活动类项不同，但都必须各从其事，各尽其责。为此必须实行“尚同”，即求得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舆论一致的举措。有的学者把墨子的“尚同”主张说成是“搞思想专制主义”，这不是全面的见解。因为，墨子强调尚同必须以尚贤为基础，尚贤是实行尚同的基本前提。他认为，只有贤良之士才能实现“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即以“天志”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舆论。他所说的“天志”不是儒家提倡的神秘的天志，而是反映或代表下层劳动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意志的外化，“天志”的根本含义就是“爱利百姓”。由此可见，尚同和尚贤是不能分离的，尚同虽然要以尚贤为基础和前提，但尚贤需要以尚同来相辅。二者是墨子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兼相爱、交相利：进步的社会政治学和社会伦理学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政治学说的核心思想，也是他的社会伦理学的中心内容。墨子提出兼相爱的思想是对儒家主张的“仁爱”说的挑战和突破。墨子曾“修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他看到儒家提倡的“仁爱”说是为世袭贵族制度、为“亲亲”、“尊尊”宗法观念服务的，儒家之爱是将平民百姓置于被使的地位。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是一种等级之爱。因此，墨子明确提出兼相爱，“兼以易别”，以“兼”来代替“别”。这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在以后的历代农民革命中不断地得以弘扬。 　　墨子提出的兼爱不仅是对儒家仁爱说的突破和批判，而且把爱的“主体对象”予以换位，平民是爱的主体对象，而不是儒家主张的爱的主体对象是贵族、王公和君子。所以，墨子明确提出“爱民谨忠，利民谨厚”的原则，并要求天子君王都要做到。兼相爱与交相利是紧密结合着的。他认为，爱而必利，不利无以见爱。他把这种义利一致、爱利统一的兼爱相利的社会伦理上升到治理国家、佐治社稷的高度，作为他奔走救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纲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中国哲学中，义利之辨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