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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摘 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与新科技革命的强劲推动下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利用其提早进入工业化乃至信息化社会的巨大优势，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全面的文化渗透。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自身肩负的改革与现代化的重任之下，面临着如何有效捍卫本国文化安全，能动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行不断开拓道路的历史性课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意大利的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最早明确加以阐述“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也就彰显出来。本文阐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现时代启示,包括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多元文化矛盾冲突的启示、对于我国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与指导地位,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等方面的借鉴意义。……而在之后的《狱中札记》中写道：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两个方面，即‘统治’和‘精神与道德的领导权’。并指出两个方面存在不同步性，一个阶级想获得政治霸权，须先获得文化领导权，即使是一个弱小的社会阶级完全可以依靠其文化所占的优势，控制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为随后的革命创造条件。[1]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史莱伦指出：“在严肃地分析资产阶级如何得以通过赞成而不是强制来永久地维持它的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葛兰西有着首创者的功绩。”[2] 二、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 市民社会，又称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等。葛兰西指出：所谓市民社会，我指的是某一社会集团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的民间组织全面领导整个国家。葛兰西认为正是由于国家通过市民社会，掌握文化领导权从而披上了坚固的“甲胄”，获得了合法性，“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在西方，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后面屹立着一个强大的碉堡工事网” ，这个“碉堡工事网”即市民社会。”[3]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同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市民社会不再是一个经济基础的范畴，而是与国家一样，构成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方面。葛兰西这样论述：“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方面：一个称之为‘市民社会’，即通常所指的各种民间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与这两个方面相应的，一方面是统治集团在全社会实施的‘领导权’职能，另一方面是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或‘合法的’政府而实施的‘直接统治’或指挥职能。”他还指出：“一般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即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而不把它看作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力，我指的是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三、文化领导权与“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 在一定意义上, 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借助于一定的语言知识或是行使某种技能, 每个人都证明了他拥有知识分子的能力, 具有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可能性。但在现实生活中,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 都能成为一个阶级建立文化领导权所依靠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为此,葛兰西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点, 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后者则是指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能够对群众实践活动提出的原则和问题加以研究并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同这些群众组成一个文化和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在实践探索和革命斗争中葛兰西认为，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就要在争夺市民社会的阵地战中取得胜利，仅仅依靠普通群众是不够的，还必须取得知识分子的支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 们就只是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 所谓有机知识分子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物，他们与自己所在的集团和所代表的阶级有着紧密的关系，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明确地表达所属阶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集体意识。知识分子在现代市民社会的构建中起着重大作用，无产阶级要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能够宣传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启发教育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把局限于精英圈子的、不能把影响扩展到广大群众中的内在哲学，通过把自己的革命实践，与大众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