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与汉语同族词族属关系的验证方法研..docVIP

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与汉语同族词族属关系的验证方法研究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he Method of Confirm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hinese cognate words）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张 博 一 汉语同族词研究的历史局限：缺乏验证 同族词是指一种语言内部由源词及其孳生词、或同一来源的若干个孳生词构成的词语类聚。这类词有源流相因或同出一源的族属关系，因而声音和意义多相同相近或相关。例如“叉”（手指分张交错）、“杈”（树干分出的枝条）、“钗”（两股簪）、“衩”（衣裙下侧开口处）、“汊”（水流的分支或分岔）、“岔”（山路分歧处）、“扠?33(突出)、po?31（壮实）、t∫o?31（堆尖状）、ko?31（堆）、ko?55（稍高状）、?o?31（耸立状）、tso?55（微竖立状）等词的韵母皆为o?，意义都与“突出”有关，它们是一组景颇语同族词。（参看戴庆厦、徐悉艰1995：165）。 上古汉语词汇具有单语素—单音节性，这种类型特征限制了词汇通过语素组合的方式构造新词，新词主要通过原词单语素—单音节格局内部音义成分的变易而孳乳衍生；而甲骨文时期曾为主体的假借字和周秦两汉以来愈益占绝对优势的形声字又为音转构词和义衍构词提供了适宜的书面表现形式，有效地巩固了音转构词和义衍构词的成果，使汉语中产生了大量的音转同族词和义衍同族词。表示否定的“毋、无、不、弗、勿、非、未、莫、罔、靡、微、蔑、否”等就是一组音转同族词；前举“叉”组词则是一组义衍同族词。 同族词的大量存在使词语之间的源流族属关系成了倍受古今学者重视的课题，东汉刘熙《释名》的声训法、宋代王圣美等人的右文说、清儒的音近义通说、晚近章太炎的语根沿流法、沈兼士的新右文体系、杨树达的语源考索法、高本汉《汉语词类》（1934）的声母韵尾框范法和王力《同源字典》（1982）的音义双重限制法等学说和方法后出转精，使辨识同族词族属关系的目的性及辨识方法的可操作性愈益增强。但是，从总体上看，汉语同族词研究方法始终存在着严重的缺欠，这就是，在确认词语的源流族属关系时，过于依凭词语声音和意义的相同相近，极少追问所谓“声近义同”究竟是同族词语的音义特征，还是非同族词语在音义上的偶然相合？也不设法求证所谓“音转义通”是符合语音语义演变规律的历史真实，还是对词语间音义关系的主观推测？这种重音义条件、轻关系验证的研究传统严重窒碍了汉语同族词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汉语同族词系联的信度和效度。 词语间是否有源流相因或同出一源的族属关系，不能依据任何一种音义条件（或曰音义标准）来衡量，原因在于：首先，上古汉语词汇的单音节性和语音语义演变的多样性为非同族而偶然形成音义相同相近关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从语音的角度说，上古汉语单音节的结构形式比较单一，只有“声母+韵母”这种形式，且缺乏丰富的复辅音和复元音，音节的数量非常有限，词语同音的几率很高；又由于语言的演变可使原本相远的语音变得相同或相近，再加上所谓语音标准又允许声母和韵部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转，音近词更多得不计其数。从语义的角度来说，本义不同的音同音近词可沿着各自的词义引申路线殊途同归，在某一义位上构成同义；加上词义之间存在“各种关系”（参看王力，1982：27—38），构成所谓“近义”就更为容易。因此，“同音可以是偶然的，同义也可以是偶然的。简单地用同音加同义的方法来确定同源，常常是很危险的”（陆宗达、王宁，1981）。例如，王力《同源字典》将古音相近、都表持物使高义的“举（kia）”“揭（kiat）”予以系联，然而，更多的证据显示，“举”本义为两手对举，与隐含“两手”义的“1”（叉手；两手捧物）、“舁”（两人共举一物）、“與”（两手举物与人）、“梮嵑楬嵥是声转条例；2）偏重韵转，如章太炎的《成均图》是韵转规则；3）声母韵尾同限，高本汉认为汉语有“丰富繁杂的元音变异”，因而他在《汉语词类》中所构建的汉语词族的语音框架就只对声母和韵尾加以限制，先按上古汉语收尾辅音分成舌根、双唇、舌尖三大类，后按起首辅音把这主要的三类再进行分类，形成十个“起首辅音—韵尾辅音”的“框子”；4）声韵同限，王力《同源字典》强调同源字“必须韵部、声母都相同或相近”（第20页），即同源字韵部之间必须有叠韵、对转、旁转、旁对转、通转之类的关系，声母之间必须有双声、准双声、旁纽、准旁纽、邻纽之类的关系。这些音转范围和条例都不能成为系联汉语同族词的语音标准，原因在于，它们忽视了语音变转的有条件性。在语音变转过程中，声韵总是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某种“旁转”“对转”或“旁对转”可能只发生在某些声母的范围内，反之，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