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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关联行为的罪数认定依据探讨 　　关键词: 受贿罪/罪数/重合一罪/一罪 　　内容提要: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的现象在刑法中涉及范围很广，对此应以受贿罪抑或徇私舞弊渎职犯罪一罪认定还是两罪认定，刑法理论与实践极具争议。重合一罪是此种犯罪现象的本质，也是认定罪数的根据，更是与其他理论观点区别的关键所在，在重合一罪前提下，按一罪处理是必然结论。 　　受贿罪始终是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广泛争议和探讨的课题，不论是关于贿赂范围的探讨，还是关于受贿形式的探讨，都是热点问题。事实上，受贿关联行为的罪数也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而且对受贿罪罪数的探讨，不仅与正确适用法律有着紧密关系，而且对犯罪人的权益的保障有着更大的影响。 　　一、受贿关联行为罪数法律规定的困惑 　　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为他人谋利包括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也包括谋取非法利益。在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时，因为所谋利益本身的非法性(通常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除涉及受贿罪外，还可能关联另一个犯罪，如税务人员收受财物不征、少征税款便涉及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海关人员收受财物为他人走私提供便利即又涉及放纵走私罪，或者司法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在刑事案件中徇私枉法，在民事、行政审判中枉法裁判，等等。由此产生了受贿关联行为罪数问题的讨论。对此种情况究竟以一罪论，还是应该以数罪论，不仅关系到如何正确执行法律规定，更关系到对犯罪人的正确定罪处罚。 　　收受贿赂同时又有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在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渎职类犯罪中相当普遍，凡在渎职罪刑法条文中包含有徇私舞弊的犯罪中皆可能存在，其中的舞弊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性行为，而其中的徇私则包括收受财物性的徇私和非收受财物性的徇私。倘如是收受他人财物徇私的渎职行为，必然涉及以受贿罪一罪论还是受贿罪与其他渎职罪并罚论的罪数认定问题。即使在没有以徇私舞弊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只要是故意性渎职犯罪，就可能存在收受贿赂并实施渎职性行为，如《刑法》第400条第1款所规定的私放在押人员罪，第407条的违法发放采伐许可证罪等，都可能因为收受他人财物而为他人实施违法行为。此种类型的行为不仅在法律规定中相当普遍，而且实践中发生的情况也比较多：如前述海关人员收受他人财物为走私犯罪分子的走私犯罪提供职务性便利，税务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便利为纳税人不征、少征应缴税款等，就是常见的情况。 　　除了公务人员收受贿赂并实施渎职性行为外，公司、企业人员也可能存在收受贿赂而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如《刑法》第168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罪、第169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甚至挪用公款罪中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根据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立法解释规定，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也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其中的“谋取个人利益”就包括了收受他人财物，因此挪用公款犯罪中也涉及收受贿赂的犯罪，同样也存在一罪还是数罪的确定问题。 　　很显然，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行为的罪数问题，不只是某个个罪中的罪数问题，而是牵涉众多渎职犯罪、受贿罪和国有单位的经济犯罪中的罪数问题。仅仅一个类型化的犯罪行为，却牵涉有如此之多的犯罪的罪数认定，牵涉到对数量甚多的各种犯罪人的正确适用法律处理，这不能不说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司法实践对具体犯罪的罪数认定常有偏颇。众所周知，在2001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出台前，由于我国刑法对抢劫过程中的杀人行为的罪数没有专门的规定，导致我国的司法实践在重罚思想指导下，对此种行为的罪数认定基本上是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两罪并罚。即便都知道其中存在重复评价的因素，可仍然坚持两罪并罚的处理。由于实践的两罪论，与此相应在刑法理论以及所有的刑法教科书中有关抢劫杀人行为的罪数问题，以及抢劫罪的暴力范围是否包括故意杀人或者是否包括直接故意杀人虽然多有争议，但基本上还是以两罪为定论。直至该《批复》中有关“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的解释出台，抢劫杀人两罪论的传统立场才开始改变。现今收受贿赂又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也涉及罪数认定问题，而且在法律适用的广度上远超抢劫罪，因为抢劫罪仅一罪涉及罪数，而收受贿赂谋取非法利益行为则涉及刑法中众多犯罪。同样，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罪数问题所涉及的对犯罪人的处罚影响也远超抢劫罪，抢劫杀人无论是一罪论还是数罪论，其刑罚的变化是有限的，而收受贿赂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则涉及一罪之罚还是两罪之罚的差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