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政治问题..doc

如何研究问题。关于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在其经典名著《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采用了溯源法、分解法、比较研究法和经验考察法对城邦展开了的艰苦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辉煌的成果。这本书开创了政治学这门学科，并奠定了政治学的基础，经久不衰。它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跟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之先进有着密切关系。我记得林尚立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转述了杨振宁先生这么一句话——科学研究一定要还原到事物的本原。这实质上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溯源法。王中林先生也在讲座中强调研究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他特别强调对于原理探究之重要性。看来，还原法、溯源法是多数学者共同采用的方法。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科研中学会这几个方法。 其次，研究目问题。王中林先生在讲座之初提出：科学研究一定要和人类需要和国家需要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是非常中肯的说法，人总不能研究和现实没有关系的屠龙术。利用这种思路可以分析我们专业的前途，评价我们的研究的价值。我们05级这一届有37个同学选廉政专业。这个专业可以说还是有前途的。因为国家需要反腐，反腐是个系统工程，必然需要大量专才。这一点我们可以发挥专业优势。不过，廉政专业的前途也有不确定性。因为中国的反腐斗争似乎有太多的人治因素，并没有制度化，国家反腐政策常因领导人更替而改变。此外，当中国发展到较高阶段，腐败问题一般能够得到控制，就像当今欧美国家一样。到那时，对于廉政人才的需求又有多大？这是个问题。此外，虽说一个学者要在学界立足，必须有自己的阵地、根据地，但是选廉政方向为自己的阵地，似乎过于狭隘。政治学领域尚有更多更广阔的天空。 总之，我们在选择专业和研究领域时，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将自己的研究与人类需要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这一条愈是把握得好，愈是有益。当然，这里有个长期和短期的问题。一个学者应该具有预见性，不能仅仅着眼于国家现在的需要，还应着眼于国家十年后、几十年后的需要。韩标先生的研究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发。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更难以谈得上已经和西方世界接轨，但是他认为十年后二十年后肯定会发展起来，因此需要大量的人才和大量的研究。他建议大家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我认为一个优秀的、成功的研究者应该具备这种眼光，这种预见性。 再次是政治学的目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政治学》），必然要过群居的生活。同时认为政治的目的乃是追“求善”，追求城邦的善，追求具有公民权的全邦人过上优良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可以说，社会发展到今天，观念分化极其严重，就政治学而言，可谓是一个和尚一本经。政治的目的是什么？众说纷纭。这是根本性问题，是政治学的起点。当今政治、政治学越来越功利化，许多政治教科书都将利益（倾向于强调物质利益）视为政治现象之基础，这确实反映了现实。但是，这够了吗？政治的最高目的是假借公共权力实现利益吗？ 这种政治工具主义观点带来了政治学的冷漠和功利化。回归亚里士多德，我们可知道政治乃是追求至善，追求全邦人过上优良的生活，实现善的、幸福的生活。自然这其中必然涉及利益及利益之分配，但是较之于将利益视为政治之目的的现代政治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起点似乎更高，也更具有人文色彩。因此，如何反思现代政治学的工具主义、功利主义偏颇，弥补现代政治学人文主义关怀淡薄的不足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自然，亚里士多德不是完美的，如他承认奴隶制，否认男女平等，这是他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局限性。不过，若将其充满贵族气息的“公民理论”推及当时每一个人身上，包括奴隶、女人、外邦人（现代人就是这样做的，公民权给了几乎所有国民），那么他的政治学就是一本几乎无可挑剔的现代色彩浓厚的政治著作。正如若将孔子的士大夫观念、君子观念推及每一个人（包括比士更低等的平民，女人）身上一样，孔子的观念也是非常现代的一样。 另外，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成为百科全书式思想家，“古代最博学的人物”（马克思语），和他相信理性，采用理性主义方法进行思考、研究分不开。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者开创了西方理性主义源流。理性主义虽然遭受到了以叔本华、尼采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冲击，但无疑仍是世界思想的主流，或者至少是现代科学的基础。科学必然是建立在相信理性能够反映自然和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因此，学习亚里士多德，最宝贵的是学习他理性主义态度，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我们遇到问题，不应该轻率下结论。而应采用理性主义方法进行思考、研究，将之分解、分类、比较研究，找出一般性东西。另外，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神学目的论，但是他的理性主义方法却为后人粉碎宗教迷信提供了最锋利的武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正是这样做的。 另外，研究还应该以兴趣为基础，同时必须能够坚持下去。王中林先生以身说法，说自己写一篇关于纳米的学术论文时，为弄清其中某一个问题，同一个实验重复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