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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孟焕民缪智:弘扬和谐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孟焕民 缪智:弘扬和谐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任务。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以中华文化为依托,以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特征,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向的进程。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又是多源一体的产物,也就是由多元的区域性发展,经过汇聚升华,融合为一体的。中华文化具有以儒学为主干,人本主义为主流,自强不息为特征,爱国主义为核心,和谐为至高境界的鲜明特征。
弘扬“和谐”的文化传统,倡导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共同诉求,也是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
苏州和谐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根基是中华文化。人类在“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中创造文化,形成了人的行为方向、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的历史品格。因此,建设和谐的精神家园,首先应该认识中华和谐文化的内在本质和文化特征,通过文化认同,形成建设和谐家园的凝聚力。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先贤们有关和谐的精辟论述烛照千秋。《国语》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揭示了和谐的哲学原理;《论语》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概括了和谐的辩证本质;《礼记》用“万物并用而不相害,道并用而不相悖”,描述了和谐的伦理原则;《广韵》以“和,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说明了和谐的理想状态。然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又决定了中华和谐文化除了思辩本质外,还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和实践的多样性。各区域和地区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和谐文化形态及行为方式大大丰富、充实、完善了中华和谐文化的内涵,也为共建和谐精神家园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文化支撑。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通常是由一批名人智者推行的。苏州历史悠久,历史文化名人辈出,曾涌现出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极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丰富的思想资源,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苏州以至中国的社会进步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弘扬这些优秀传统,将有助于苏州和谐家园的建设。
“清逸”、“和合”、“忧乐”、“责任”是苏州优秀文化中的四个代表性概念。
“清逸”源于商周时“泰伯奔吴”的历史事件。泰伯、仲雍以其“让国至德”的超俗行为,首创了“隐让游逸”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崇尚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在文化创造中实现人的创造本质和自由境界为追求。
孔子对泰伯有“其可为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的评价。在评说逸民时,《论语》中又说到了和泰伯一起奔吴的仲雍:“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著名学者徐复观在对《论语》中的上述这段文字进行引证分析后认为,对逸字可以得出几种意义:“孔子说伯夷叔齐不降志辱身,这是不肯被权势者所屈辱的高逸;孔子以虞仲、夷逸是身中清,是说他虽然隐居放言,但生活都是纯洁的。这即是清逸。”孔子在这里所说的虞仲就是和泰伯一起奔吴的仲雍(仲雍有个曾孙也叫虞仲,此中因缘,可参见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四十八“考证”中的考释)。
钱穆在《国史·中国历史人物》一文中说:“中国最大圣人孔子,他的品评人物,也是双方面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则是吴泰伯。”“汉代太史公司马迁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来写《史记》。《史记》里有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世家第一篇,不是鲁、卫、齐、晋,而是吴泰伯。吴国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时代才见到历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为三十世家之第一篇。”
孔子、司马迁、钱穆之所以推崇泰伯,是因为泰伯是中国文化历史中另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生活形态的开创者。这一生活形态的人生价值由孔子首先提出,经《史记·伯夷列传》、《后汉书·逸民传》的记载推崇,成为后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大重要取向。
由“泰伯奔吴”种下的这颗隐逸文化的精神种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与吴地特有的地理自然环境相融合,不断汲取历史的养料,形成了内敛开放的文化内核,并且培育了推动这一人生态度发展的两大群体,即从事教化和引领这一人生态度的士大夫群体和实践这一人生态度的工匠群体。苏州文化在这两大群体的推动下,由人的生活形态的“逸”上升为城市精神的“逸”,它外化为古典园林、剌绣、缂丝、玉石象牙雕刻、昆曲、评弹、吴门画派、吴门医派、乐器、制扇等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内化为苏州人争而不斗、求精求美的文化心理结构。苏州文化的这种清逸特征,作为城市的重要软实力,深深地熔铸在城市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使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四方来宾感悟人的自由本性的精神家园。
“和合”,源于苏州寒山寺开山鼻祖和合二仙(寒山和拾得)的一问一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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