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理论思想的演进讲义.doc

第二章 西方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理论思想的演进 社会建设和治理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体现。从古至今，人类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建设和管理实践、思想和模式。就西方而言，其主要源于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并经过复杂漫长的融合、创新和演变之后，于近现代逐渐成熟起来。总起来讲，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法治下的民主社会，它的管理自然也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其特点是把人权或公民权利的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强调自由与秩序的适当平衡。社会建设和管理被认为是一种把传统的人转变为现代人的“规训”过程和“文明进程”。 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非总体性的分化和分工相当精细的社会，因此，严格地讲，它们并没有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综合性的“社会建设和管理”这样的词汇，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认真考察的话，也能够在西方人管理实践和理论中挖掘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某些制度和思想。只不过由于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其理念、方法和实践往往大不相同。 一、西方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本取向：自由与秩序的平衡 自由是西方的“最高政治目的”（赫尔德，2004：327）。作为“一种文明的造物”，它把人从具有反复无常要求的小群体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然而，如哈耶克所言。自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经由那种同时也是自由之规训（the discipline of freedom）的文明之规训（the discipline of civilization）的进化”造就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哈耶克，2000：512）。因此，社会秩序，“作为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卢梭，1982:8），与自由同样具有最高的价值。两者既有张力，又相辅相成，并在法治下“开放且抽象的社会”趋于适当平衡。这既是现代西方社会本身持续稳定的内在原因，也是其社会建设和管理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西方，自由与秩序关系问题由来已久。远在古希腊，通过修昔底德（Thucydides，1972：145－149）、柏拉图（2002:第八卷）、亚里士多德（1981：卷六）等人的著作，我们知道，“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公民）曾经享有较高的“自由”。 他们可以直接选举城邦的领导和“法官”，民主制定法律，共同参与城邦管理。类似地，共和时期的古罗马人（公民）通过“宪政”（西塞罗，2002）也反映出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尽管罗马人在公法上的法治建设远非私法那么出色）。因此，“自由”早在古典世界就已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文化取向。这是一种虽不安定但却充满活力的因素，对后世西方社会建设和管理产生深远影响。不过，按照贡斯当（2003：45－68）的说法，希腊－罗马的这种自由只是“古代人的自由”，而不同于“现代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主要表现为公民“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因此，这种自由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自由”，其类似于后来托克维尔（1992）、韦伯（2005a）等人所说的共同体式的“自由”，或斯金纳（2003）所言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换言之，它只是政治自由，不是“个人自由”。古代人不仅没有现代西方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人权或个人独立性，而且所有私人行动和领域“都受到严格的监视”，甚至干预。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邦所吞没”（贡斯当，2003：48）。 由此，我们看到，在古典世界，一方面是“集体性自由”，另一方面是个人为共同体所吞没。不过，如贡斯当所言，当时人们觉得承认个体对共同体权威的完全服从与这种自由之间没有什么不容之处。大概除了柏拉图等极少数人外，雅典人并不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现存管理范式和秩序本身出现问题。这表明，即使在开明的城邦，自由不能超越“集体性自由”的范围，它必然受到特定的宗教秩序以及受此影响的熟人社会习俗的约束（苏格拉底反荷马向度的文化必受惩罚）。尽管在希腊古典时期“以哲学发展为秩序的符号”开始兴起（Voegelin，2000），但传统宗教秩序仍在发挥强大的作用。这种秩序作用就在于它们给现世或人们带来确定性和意义，也就是持续的普遍安全感以及内心和社会的有序性。涂尔干（1999：550）说：“宗教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生活下去”。弗洛伊德认为，若没有宗教信仰和种种禁忌，人类可能早就绝灭了。因为这种与人类社会结成一体的宗教秩序给人以统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驯制人的炽情，把非理性力量引入对共同体或社会有益的渠道，最终使世界成为人可以在其中生活的差强人意的世界（Freud，1957：54）。在这个意义上讲，柏拉图认为（2002：562－564）过分自由和极端民主会把人类引向崩溃，“极端的自由……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是十分有道理的。 因此，自由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与之相应的秩序的“规训”。与自由同样，秩序也是古典世界的最重要的文化取向。两者在古典世界构成彼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