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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与转型性经济危机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与转型性经济危机 2．新政治经济学视角：宪政约束与制度创新边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制度的相容结构中，微观的具体制度安排（组织）、中观的一般社会规则和宏观的宪法秩序的变迁是不一样的。微观和中观层次的制度安排和一般规则的变迁受到宪政秩序（包括道德习俗、意识形态和宪法规范）的约束，其变迁需要宪法秩序提供义理合法性解释。宪政秩序及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型的方向与时机选择。从50年代到80年代，前苏联进行了多次经济改革，但在前苏联意识形态的束缚下，改革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在几十年的改革讨论中，不断有大胆的、要求大幅度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设想，但囿于意识形态和宪法秩序的藩篱，实践中根本不可能推行，甚至哪怕是试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在政治领域进行的改革为经济转型提供了义理合法性。 那么，意识形态等宪法秩序变迁的条件是什么？条件之一是既有宪政秩序框架下的经济绩效状况。在具有一定的物质和信息交换规模的世界经济舞台上，落后的经济体会模仿先进经济体的做法，这首先表现在对组织经济的方式和制度的模仿上，但如果意识形态妨碍了这种模仿，则产生变革意识形态的压力。诺思（north，1994）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在某个时期领先的经济体往往有一套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或曰宪政结构），这套制度结构被一定的意识形态所解释。在国际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变化就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在其“加速战略”受挫后，转向政治领域的改革，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1987年戈尔巴乔夫系统阐述的“新思维”和1988年苏共19大的决议是苏联改革进程的转折点。“新思维”空洞、抽象，充满调和主义的论调，许多提法暧昧，没有明确指向，造成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地震和混乱。 苏共19大的决议更从法律形式上修正了苏共几十年执行的纲领和路线。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做法使前苏联几十年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迅速崩溃，各种昨天还是异端的思想和主张，一夜之间变成合法并可以实践的东西。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变加速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终结。 3．公共选择视角：“8·19”事件与政治力量重组和转型时机 尽管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转型不仅具有效率动因，而且有了转型的义理合法性，但何时、选择什么方案开始转轨仍是一个问题。在1989年中期组成的新一届苏联政府中，对经济转型具有决定意义的几种主要的公共选择力量已经显露出基本轮廓。它们主要是由军事工业、燃料与动力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经济代理人组成的院外压力集团、政府中持改革立场的官僚（包括瓦连金·帕夫洛夫、斯捷潘·希塔尔扬、弗拉基米尔·施切尔巴科夫）以及一些持改革观点的学者（如列昂尼德·阿尔巴金）。到1990年，已经有了若干套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方案。其中的一些方案也已经大大超出了先前的“完善计划经济机制”的思路，明确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张，并拟定了过渡措施。但哪种方案最后得以实施，这取决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互动，启动经济转轨的时机选择，也还需要等待政治突破口。 从公共选择的角度看，尽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求新善变，但并不能赢得那些利用集权计划体制的漏洞攫取利益的人的信任，那些在1985~1990年放松管制的过程中利用混乱窃取国有资产的人以及那些期望通过改革改善自己生存状态的社会大众也不会把信任和支持的赌注押在这么一个善变的政治代理人身上。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拆毁旧制度基础的人，而不是那个可以凝聚社会力量建立新制度的人。 1991年的“8·19”事件是政治“保守派”为制止前苏联宪法秩序被颠覆而采取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联合行动。但1988年到1990年，激进民主派已经有效地组织起来，1991年已经形成了以叶利钦为核心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挫败了仓促行事的政治保守派的反击，并使叶利钦在“8·19”事件中赢得政治得分，迅速夺得对俄罗斯政治进程的支配权。这为他们展开自上而下的经济制度转轨准备了条件和机会。 三、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与启动转轨的方式和政策 俄罗斯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启动经济转型，是当时俄罗斯转型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其政策设计是对所选择路径的阐释。 1．俄罗斯经济转型约束条件与启动转轨的方式 俄罗斯以激进的“休克疗法”方式启动经济转轨进程，是条件约束下的必然选择。 第一、以激进的方式开始转型是俄罗斯多年来没有成效的渐进改革的逻辑发展。 从20世纪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