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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 三、激励强度、制度均衡与城乡关系改革 　　大多数研究认为，从城市偏向政策向城乡关系平等和两个部门均衡发展环境的转变，关键点在于农民人数的大幅度减少，以及城市居民占人口比重的提高①。一方面，这种相对人口比重的变化导致政治谈判地位的改变，即“数量悖论”从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当农业中就业人数减少后，农民影响政策形成的信息成本、免费搭车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都相应降低，从而其政策影响力提高，享有农民人数众多时城市居民具有的谈判强势地位。另一方面，这种相对人口比重的变化导致不同利益集团游说激励相对强度的改变，从而政策朝相反的方向进行调整。一项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的模拟表明①，在农业普遍被剥夺的贫穷国家，农民及其代理人寻求农业价格保护或反对工业保护这类贸易政策，所能够获得的潜在总收益，只是农业普遍受到保护的富裕国家同一利益集团的19至16；而与此相对应，贫穷国家工业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寻求对工业的保护和对农业的剥夺的激励强度，却是富裕国家同一利益集团的10倍以上。另一方面，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靠剥夺农业来支持制造业的贸易政策，给工业资本家带来的收益，比给农民带来的损失，分别高9倍和4倍以上。可见，即使撇开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农民相对于资本家游说活动的交易成本不谈，激励的强度也足以说明政策的可能取向。 　　政策改革像任何制度变革一样，是由制度需求方和制度供给方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均衡决定的。就公共政策来说，需求方是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中间商在内的个人和企业，而供给方则是政府。在政策形成的政治市场上，政府也是一个具有经济理性的当事人，按照最小化政治成本、最大化政治收益的原则行事②。也就是说，政府是否出台一项新政策，或者是否取消一项旧政策，取决于这一政策变化带来的支持率的提高（政治收益）与反对率的提高（政治成本）之差（政治净收益）。而社会各个阶层支持一种政策或反对一种政策的游说，就按照其各自的相对强度分别正向地或反向地影响政策的变化。然而，大多数使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三农问题”的尝试，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方现成的政治游说手段的局限，以为政策变化最终是通过游说激励强度的改变，通过传统的游说方式如“投票”（vote）或者“呼声”（voice ）机制实现的。果真如此的话，如果城乡利益集团的相对人数不改变，游说激励的相对强度就不能发生变化，城市偏向的政策倾向从而旧的利益格局也就不能被打破，农民改变处境就只能等待。 　　其实，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退出”（exit）机制是农民在对城市偏向政策的不满程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更为常见的一种反应③。这种追求福利改善的行为，因其是以个人行动的方式进行的，所以能够避免免费搭车现象，不致陷入集体行动的“数量悖论”。托达罗观察的劳动力的城乡迁移现象，特别是形成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病”的那种看似非理性的迁移现象，实际上就是农民对政府城市偏向政策的“退出”反应④。表面上看，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的制度安排排除了任何可能的退出机制，即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巨大，但由于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的退出权力⑤，户籍制度又排除了农民自发迁移出农业和农村的制度合法性，农民面对这种偏向政策束手无策。但是，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出工不出力”等偷懒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退出”。其直接后果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极度低下，最后，当这种激励问题严重到无法保证农民生存，也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生活供给和工业化的需要时，政府做出的政策反应，可能与在西方国家熟知的游说效果是一样的。 　　图3显示了农民通过对集体经济的“退出”改变了政策决定中的边际政治成本从而制度均衡点。图中，横轴表示城市偏向政策的实施强度，其在实施这种政策产生的边际政治成本mc和边际政治收益mr相等的水平p 达到均衡e ，此时政策实施强度为s.如果这种政策倾向继续加强，并且诱发出在劳动积极性上表现出的变相“退出”机制，继续实施这种政策的边际政治成本就上移到mc′，由此形成的新的边际政治成本mc′和边际政治收益mr相等的均衡点，也相应地向左移动到e ′，诱导政策向实施强度为s ′的方向变化。在1978年，当中国农村的劳动激励和生产效率低下，并且问题严重到已经有26亿农民陷入绝对贫困化状态，政府的农村政策同样需要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恰好中国最高领导层刚刚发生了重大的变动，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成为新的领导人获得人民拥护的决定性行动。 　　可见，1978年前后的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打破传统体制下制度均衡、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临界水平。也就是说，当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降低到那个程度时，农民自发地、义无反顾地全面“退出”人民公社体制束缚。而对政府来说，此时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的政治成本最小，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