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法治行政的课题.docVIP

宪政与法治行政的课题——宪法与行政法学领域的“现代性”问题研究 引言：现代性与本文的问题意识 一、法治国家的原则及其发展 二、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课题 三、人权理念和制度的发展及其课题 （一）从国民权到人权 （二）从自由权到社会权 （三）魏玛宪法与社会法治国家 （四）从由法律保障自由到由宪法保障自由 （五）从权利的国内保障到权利的国际保障 四、法治行政原理的确立 （一）法治行政原理的社会经济基础 （二）法治行政原理的社会政治基础 （三）法治行政原理的思想文化基础 五、中国宪政与法治行政的近期课题 （一）宪政建设和宪法学研究的课题 （二）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 （三）健全和完善行政制约和监督制度 （四）诚实信义原则的确立 （五）确立行政权的范围和界限 （六）行政程序立法化和合理化 结语：正确把握中国在国际大潮中的定位，为实现法治国家目标而奋斗 引言：现代性与本文的问题意识 为了研究中国宪法与行政法学领域的现代性问题，我曾遍查该领域有关方面的文献，发现这方面的资料虽有一些，但都难免囿于一定的局限。正如伯尔曼所指出：法律概念的狭隘性不仅阻碍了我们对法律的视野，而且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视野。人们把法律主要看作在某个特定的国家生效的一大堆立法的、行政的和司法的规则、程序和技术。与这种法律观点相伴随的历史眼光被严格地局限于多少是晚近的过去和某个特定的国家。于是，我又将眼光转向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令我耳目一新的是，这方面的著述竟然如此之多！经过一个时期的潜心研读，使我体会到，其他学科的许多现代性问题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加深对法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具有一定的可资借鉴的价值。其中何怀宏关于现代性的阐述，可谓视角全面，具有代表性。他首先引用金耀基的话来揭示问题的普遍性：在跨世纪之前夕，中国人最应深省的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课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一被变项，也是一自变项，现代化之路是多元的，现代性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有没有可能出现中国的现代性？主要视乎中国文化能不能及如何回应现代的普遍性问题。接着，他解释说，这里指出了现代或现代化、现代性有它的普遍性，或毋宁说，当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时，现代一类概念本身就是在指示一种普遍性、指示一种近数百年、尤其20世纪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先后不同程度地、不管愿意或抗拒与否都被卷入的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并且，这一过程首先是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并首先在那里得到仔细的阐述、分析、反省和批评。任何一种对现代的研究，任何一种对各民族现代化道路或现代性之独特性的强调，都不宜否认或脱离这一基本事实。因而，在分析现代时，不宜如弃敝屣似地匆忙摈弃西方的一些分析范畴。 毋庸讳言，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理空间，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下，现代性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换言之，现代性的问题，是一个不断变化、古老而新颖、永恒无止境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你在世界体系的什么位置上同现代性发生关系。 当我们从法学的角度来探讨现代性的问题时，单一视角的和全方位的、静态的和动态的、平面的和立体的、观念的和实证的、归纳的和演绎的、纵向的和横向的，等等，诸多手法等待我们去选择。 毕竟各学科领域有着各自独特的属性、特点和内容，在此学科的现代性问题，在彼学科亦可能是近代性问题，抑或是前近代性问题，更有可能属于后现代性问题。即使将视野仅限于法学领域，各分支学科的课题依然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局面，公法领域和私法领域不相同，公法领域的各学科之间也不完全相同。于是，我放弃了对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探讨，将视野集中于宪法与行政法学的现代性问题，选择了宪政与法治行政的课题作为本文的题目。 选择这样的题目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理由有三：第一，不加任何时间和地理空间的限制，其跨度实在太大，需要坚实的史学及未来学功底，而我恰恰不擅长于未来学研究，长期以来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对晚近的过去和某个特定的国家具体事项的探讨；第二，宪政与法治行政的学科范围依然过于宽泛，实际上是两个法学分支学科，而我长期以来的研究主要是行政法学；第三，要准确而全面地论述课题，这不仅需要丰厚坚实的理论基础，更需要不同凡响的洞察力和前瞻意识，而目前的我绝对不具有这样的资格。 我最终还是确定了这个题目。其理由亦有三：第一，现今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处处应付纷繁复杂的现实、更需要时时面对捉摸不定的未来。并且，在世纪交接之际，人们对面向21世纪的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回顾过去、着眼当前、面向未来的理论基础和问题意识，而今真正进入了21世纪，对时间和地理空间不予限制，正好可以多视角、多层次地展开论述和评析，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最具有现代性。并且，对已有的相关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