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青年律师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docVIP

广州青年律师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2、青年律师政治参与和行为选择的理性化突出 政治是由诸多个体通过一定的方式而进行的集体行动。无论我们从个人理性选择的角度，还是从结构性制度分析的视野，现实政治生活总是价值取向与行为过程的协奏曲。（郭正林、肖滨，2003，页8）。青年律师群体鲜明的政治取向是与他们的政治行为选择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设定了与律师群体集体行为相关的5个变量，其观测的结果显示，青年律师政治参与和行为选择呈现理性化倾向。法律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中国入世谈判时的政治承诺，对此，61.7%的人赞成中国允许境外律师事务所在大陆开办办事处，28.3%的人表示无所谓（见表8）。实际上，90%的律师比较冷静和理智地对待国家的政策选择。律师从事职业行为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司法行政机关、法院与政府的关系，其行为选择方式与整个社会群体采取非制度性参与的方式不同，异同寻常地选择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与其职业特性表现出一致性。广州市司法局在全国较早推行法律援助制度，青年律师回支持这项制度改革吗?经调查，85%的愿意为弱势群体实施法律援助、提供面向社会的义务法律咨询，其中，还有23.3%的人表示全力以赴地参加（见表9）。在问及当你的主张与法官的意见不一致时，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协调时，在问卷给出的给法官送礼、用法律来说服法官、请领导给法官施加压力、顺其自然选项中，78.3%的青年律师愿意用法律来说服法官的方式来协调与法官的关系。（见表10）时下，在中国民告官似乎是一件吃不了兜着走的事情。青年律师群体愿意卷入到民告官案件中，作为原告方诉讼代理人吗？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有一定社会阅历的律师不大愿意接这样的案件。但是，68.3%的青年律师群体选择愿意为原告方诉讼代理人代理行政诉讼案件（见表11）。 按照戴维·B·杜鲁门（Truman,1951）在他的代表作《政府过程》中一个具有共同态度的群体，通过影响政府而向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提出一定的利益要求或某种申明的说法，青年律师群体连同他们的律师协会可以算做一个利益集团（至少是一个利益群体）。这个利益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可以衡量其行为选择。调查问卷的分析显示，56.7%的广州青年律师没有向国家和当地政府提出过政策建议或立法建议，而43.3%的律师提出过至少1项以上的建议。10%的律师提出的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26.6%的律师不清楚建议是否被采纳（见表12）。尽管青年律师群体试图对政策施加影响的比例没有超过一半，但相对其他社会群体来讲，其参与程度应当还是比较高的。通过制度渠道参与的行为选择显现律师职业群体的理性化，从而提升了他们自身的公共形象。 四、青年律师群体对共产党的态度及其党派选择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考察一个群体的政治态度，不能回避这个群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评价。同时，律师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职业群体，他们的态度又会对社会大众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1、青年律师对共产党的认同程度较高 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现代化进入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尽管现代化的急剧变迁给共产党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但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的青年律师从共产党执政的绩效中增强了对共产党的认同。样本分析表明，80%的青年律师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长期执政有信心，党员律师对共产党的认同比例为100%（见表13）。在以往的调查中，相当部分人认为共产党员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不如民主党派，甚至连民主党派本身也有这样的观点。但问卷样本分析的结果是，51.7%的青年律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见表14）。出现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江泽民，2002），以三个代表这种与时俱进的战略安排增强和扩大了自身的合法性。 2、青年律师对共产党的依附性较低 政治社会化是政党的重要功能。政党在进行政治整合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对民众进行灌输，从而强化其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建立严密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化基层组织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组织载体，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成为强化基层党组织扩展的根本要求。随着中国由单位组织走向社会组织进程的加快，新经济社会组织对党的基层组织客观上存在排斥力。青年律师对在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持什么态度？调查统计显示，40%的人认为没有必要，31.7%的律师持无所谓的态度。这表明青年律师对基层党组织的依附性降低，同时也对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化方式提出了创新的迫切要求。青年律师对基层党组织的这种态度并不能说明他们对共产党的依附性降低，但是通过如果没有加入共产党，你更愿意成为共产党、民主党派还是无党派、如果让你必须做出选择，你最想做党政官员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