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青年律师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_0.docVIP

广州青年律师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内容提要]广州作为中国推动市场化较早的区域，律师制度改革和律师职业化程度较高，而律师的职业行为又对于推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具有示范效应。选取广州青年律师作为调查研究和分析的样本，是认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各个群体政治态度的视窗。本文通过广州市60名青年律师的抽样调查，对青年律师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进行了粗略的描述和分析。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没有人能够否定律师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凡是发达的国家，律师们的用武之地都不仅仅限于司法领域；他们在更广泛的社会事务管理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贺卫方，2001：3）。在西方学者看来，律师是一个独立身份的阶层（韦伯，1998，页75；托克维尔，1988）。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今的政治，极大程度上是在公众之中利用言辩和文字来操作的。增强文字的效果，恰好是适合于律师来做的工作，而不是完全适合于文官的工作（韦伯，1998，页76）。鉴于律师在法治社会中的特定角色，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呼吁中国的律师要走向政治，参与政治生活、谋求政治品质的改善是新世纪赋予中国律师的历史使命。（江平，2001：1）。中国的律师能不能走向政治？中国的青年律师群体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吗？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青年律师群体的政治角色的相关变量能够观察和评估他们的政治态度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于2003年9-12月对广州市司法局直属管理的三类（国资、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执业的青年律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以期通过获得第一手实证资料对此有所揭示。 一、研究设计与调查的总体情况 1、调查研究的目的和理论框架 律师作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资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其职务行为、身份、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应当是独立的（李学军，2002：3）。这种职业角色对于推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市场化与法治化具有很高的关联性，中国市场化的不平衡性决定中国法治化的不平衡性，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不平衡性显示中国不同地区实际上的法治化程度的差异性，沿海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胡鞍钢，2001）。广州作为中国推动市场化较早的区域，律师制度改革和律师职业化程度相应较高。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时期，处于思想心态最活跃敏感时期的20岁至30岁的青年，具有其他年龄段的人所没有的特殊政治参与热情与社会鼓动性。（萧功秦，1998：5）。因此，选取广州青年律师作为调查研究和分析的样本，是认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群体政治态度的视窗。 中共十六大在肯定中国阶层结构发生多样化变迁的同时，把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要求党内予以高度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律师事务所的从业人员，律师真实的政治态度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具有明显的时代和现实意义。以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去认识和研究青年律师群体的政治态度？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拉斯维尔（Lasswell,1947）用环境（E）-事先倾向（P）-反应（R）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公式来研究个体政治参与及其政治态度的逻辑反应。按照这种思维路径，我们设计出青年律师政治态度调查研究与分析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可以观测的环境变量：青年律师的工作环境所设计的相关变量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司法行政部门、当事人、民间组织、政党、政府。根据这些变量，我们设计了25个问题作为观测的选项。这是我们研究设计的出发点。 访谈提取的事先倾向：这种设计是否与青年律师的真实想法是否一致，我们列举了40个问题对60名青年律师中的20名进行了访谈，在访谈的基础上，整理出可以以问卷形式要求被访者回答的25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 整理分析的个体反应：对每一个倾向性问题预设不同的选项，由被访者回答。然后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的统计分析，并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 2、调查样本的总体情况 广州市律师协会直属的律师1500名，其中青年律师946名，分布在130个律师事务所。我们选取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律师事务所中35岁以下的20名青年律师进行了重点访谈，对60名青年律师进行非随机性问卷调查。对被访者的基本情况重点了解四个选项：性别、学历、党籍、从事律师职业前的身份。（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根据表1，青年律师的学历较高，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分别占58.3%和26.7%，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可以归为知识精英行列。从党籍来看，共产党员16名，占26.7%，无党派44名，占76.3%。这些青年律师中从事律师职业前的身份来源呈现多样化趋势,40%的青年律师直接从高校进入律师群体，26.6%的青年律师来自于政法系统、高等院校、国有企事业单位，33.4%来自其他领域，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