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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 近几年来，人们对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已有一定认识，但对于决策的法律化，特别是对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还尚未论及。为此，作者就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陈述己见，抛砖引玉，并建议深入讨论。 一、国家兴旺的历史法则 几千年人类文明史表明：凡重视和发挥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国家，必然兴旺发达，甚至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即使面临严重的困难，也能迎刃而解，至少也能得到缓解；即使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也不能违背这条历史法则。 古希腊雅典共和国之所以在历史上受到赞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发挥了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人们不会忘记，正是梭伦立法给雅典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创建了奴隶制共和国，而且以财产特权与职位特权代替了世袭特权，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思格斯所评价的那样：梭伦以侵犯财产关系的办法开始了一套所谓政治革命。这样，在宪法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人所有制。国家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土地财产的多寡来规定的，有产阶级既开始获得了势力，于是旧的血缘氏族关系的集团就开始被排斥了，氏族制度又遭受新的失败。人们当然更记得，是伯里克利立法把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制度推向了鼎盛时期，在历史上第一次确认了民众大会(奴隶与妇女除外)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无论是梭伦还是伯里克利，他们既是政治家，又是法学家；不仅颁布过著名的法律，而且提出过著名的法律思想。据考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条至今还广泛应用的法律原则，便渊源于梭伦当时所提出的在私法面前人人平等观念。 在古代最重视法学的还是罗马。罗马法与罗马法学曾显赫一时，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而流传至今。当然，是古罗马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罗马法的发展；但罗马法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罗马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而罗马法的发展又与罗马法学的兴盛直接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市民法、万民法，还是自然法，都是罗马法学的结晶。从政治家、法学家西塞罗，到享有盛誉的罗马五大法学家，他们的法学思想都在国家决策中起过特殊的作用。且不说直接作为执政官的西塞罗,仅以专门从事法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五大法学家而言,其政治地位也被法律公开确认。公元426年颁布的并在东西罗马帝国同样生效的《引证法》宣布：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帕皮尼安、莫德斯蒂努斯等五大法学家对法律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并规定凡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悉以他们的解答来解决；如他们的解答不一致，则取决于多数，人数相等时，以帕皮尼安为准。至于他们撰写的法学著作，如《法学阶梯》则成为国家官员的基本教材。 西方古代如此，中国古代同样如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得益于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得益于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的法学观点。商鞅与甘龙那场关于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精彩辩论，显示了法学作为治国之道的巨大魔力；韩非关于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使秦始皇如获至宝，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武器。法学是立国的理论，也是治国的理论，还是改革的理论。改革，史称变法，我国历史上的三大变法，即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无不依靠法学。王安石关于祖宗之法可变的正确结论，表明了法学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梁启超关于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的哲理，道出了社会发展的真谛，显示了法学的进步作用。 当今世界，是法律的王国，无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在繁荣阶段，法学都始终成为发达国家决策的重要武器。且不说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诸如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鸿、卢梭、潘思、杰斐逊等政治家、法学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杰出贡献；仅就在困难时刻求救于法学的事例，就足以说明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正遇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他面临的是一片萧条、混乱不堪的国民经济。在这紧要关头，他依照凯思斯的经济思想和社会法学派的法学理论，并通过法律这个社会控制的最佳手段，开始了艰难的新政计划。他在三个月内，向国会提出了70多个法案，及时出台了《紧急银行法》、《金融改革法案》、《产业复兴法案》、《社会救济条例》等等，在短短的几年内便缓解了经济危机。从某种意义讲，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渗透，宏观调控与法的功能的有机结合，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复苏，为美国参与二次大战及所起的重要作用奠下了物质基础。1958年戴高乐将军在法国进行的成功改革，也是法学在国家决策中起特殊作用的典型事例。二战以后，法国由于政党林立、争论不休，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他依靠法学制定了新宪法，、把总统制与议会制结合起来，并联系法国情况，实行了半总统、半议会制、颁布了一系列新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这个曾一落千丈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恢复了强国的地位。 二、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 提到市场经济，人们自然会想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它被赞誉为近代市场经济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