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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当代大学生的道德底线解析
守望当代大学生的道德底线
一、大学生中有人正徘徊于道德底线 1.诚信缺失。少数大学生的诚信缺失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仅从助学贷款的表现看就比较突出。随着贷款进入还贷期,“人们预先的隐忧开始凸现出来”(汪瑞林,《中国教育报》2002/11/13)。如,重庆市最早两批贷款期限已到,却分别竟有20%、30%的学生未如期还贷,其中90多人没有正当理由,有恶性逃债倾向,属“赖账不还”(田文生,《中国青年报》2002/4/12);中南大学2001年有173人应还贷款,但还贷率仅为26%(吴湘韩,《中国青年报》2002/4/3);在北京工行贷款的1250名学生至2002年10月仍有119人未还钱,占了近10%(喻频莲,《光明日报》2002/10/31);复旦大学“近两成的学生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还款”,上海某大学“竟有7%的学生表示‘是否还款还很难说’”(姜澎,《文汇报》2001/6/3);“广州地区到期不还的比例是38%,而全国各地中最高可达80%”(吴安亚,《大江晚报》2003/2/25),说明大学生在贷款时就缺乏诚信意识。借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贷款学生是在用诚信为自己作担保,也是在考验自己的道德人格,一旦出现不还贷,就等于自己颠覆了道德观,失信于社会。 2.知恩图报者寡。据《广州日报》2001年11月12日载,从1996年夏始至2001年夏,广州地区经社会各界牵线搭桥得以一圆大学梦的莘莘学子逾千名,但广州这中间只有一成不到的人曾用信件向资助者表达感激之情,写过两封信的不足十人,其况令人寒心。某大学的杨振华教授捐巨款资助100名大学生完成学业,四年中没有一个学生忘记到银行领钱,但只有两人给杨教授写过信。广东长乐县一对陈姓打工夫妻,用自己省吃俭用的8000元钱资助两名特困生,其中一位大学生拿了4000元后就再也没露过面,另一位有一回找到这对老夫妻称他母亲病了,没钱交学费,老夫妻又拿了1500元给他,从此也再没露面。
沈阳有一位80多岁的王儒臣老人,节衣缩食13年出资数万元赞助40多名贫困生完成学业,其中有10名大学生。至少他们在1999年4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载关捷的报道时,没有给老人写过信,也没有一名大学生肯露面。这10名已毕业的大学生的“忘恩负义”、“情薄如纸”,使老人感触良多:“我赞助他们读大学,就是为了让他们享受人间的温暖,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爱,什么是美德。现在看来,我是不是白瞎了这份心思?”老人实在想不通:“10个人啊,怎么个个都是这样呢?”是道德贫困使然。
3.考试作弊屡禁不止。“考试作弊已成为现在高校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考试过程中一个班至少三分之二的人都会打小抄。某班几乎所有人都作过弊。一所普通高校附近的复印点,在两个星期内,由学生作弊带来的利润竟达两万元。”(王肇辉,《大学生》2002/8)可以说大学生考试作弊的涉及面较大,积习已深。郑州某大学一男生就炫耀自己“从小学抄到大学”(李建华,《郑州大学学报》2002/6/20)。2002年7月2日,安徽某大学学生孙某竟攀上办公楼盗试卷摔成重伤(慕红雄,《新安晚报》2002/7/9)。西南师大一女学生先后三次进入老师的办公室涂改自己的考试成绩,由此得到一等奖学金和“校级优秀学生”称号。重庆某高校的两名优秀学生在一场“古代汉语”考试中作弊被发现(谢齐华,《科学时报》2002/1/31)。笔者1996年5月在安徽某高校调查时,大学生对“你自己是否有作弊现象”的回答是:“有时做”的占11.1%,“很少做”的占23.5%,“没做过”的占65.2%,“常做”的仅占0.27%(注:叶松庆:《大学生的观念现状评析》,《青年研究》,1996年第1期第11页。),也就是说,偶尔作弊加上常作弊的总和为34.87%
4.投机取巧成风。大学生替考、代写论文的事逐年增多,“高校‘枪手’已成校园新兴职业”(周和平,《新安晚报》2003/1/5)。记者曾采访一名大四在校生:此人从初三始就替别人考试,在大学的近四年里,先后当了20多次“枪手”。他对“注水”文凭深恶痛绝,但同时又感谢被代考者们给他了很多钱。他承认“班上的很多同学都当过‘枪手’”(徐宜军,《中国青年报》2002/4/19)。
不少大学生作论文专走“捷径”:抄袭、上网“买论文”、请同学当“枪手”。如“无论平时布置的小型论文,还是安排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许多学生都是从各种学术杂志或互联网上摘抄,甚至全文囫囵吞下”(记者,《中国青年报》2002/4/24)。 如今“社会实践”作弊也渐成风气,“自欺欺人的大学生‘实践秀’”(苏北人,《中国青年报》2003/3/24)随处可见。虽然学生们都有盖了公章的鉴定表,但有几人真正参加了社会实践?“学生让家长填写鉴定,再找关系托人盖个章的情况不少”(杨丹丹,《新安晚报》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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