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城市背景下的绿道..docxVIP

1 简介如今，绿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城市规划政策下的广泛实践。毫无疑问，这一如火如荼的现象是由于绿道的实践成功地在不同的城市环境下产生了多重的有利影响。本文旨在探讨绿道在相对新型的城市背景，即新兴城市下的潜力。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及人口迁移加剧等因素将城市最脆弱的系统之一——绿地，置于危险的压力之下。而这也正是绿道在面对城市的生态资源逐渐分化和恶化的不利趋势时，它那及时的强化和整合功能能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原因。此外，绿道将作为城市文明和道德发展的重要推进者，在超越其自身地域范围、更加宏观的层面上接受考验。2 问题设置：当地背景和主要参考文献2.1 当地背景所涉项目以欧盟新兴首都城市之一——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市为对象。该城最近成为了欧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全球50强新兴服务外包城市，Tholons 2008）。推动索菲亚市快速发展的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方面是1989年后的政治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2007年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吸引了新投资者并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这两项变革挑战了传统的城市规划学科，使其不得不面临许多新问题——比如统筹协调绿地系统保护和“土地归还政策”（公有对私有）之间的关系，或是处理因进口大量西方二手车造成的交通大堵塞。为使其法规与新出现的管理问题相适应，从1998年起，当地政府开始重新制定其城市规划总则。但是由于审批过程被严重耽搁，直到2007年才得以通过，而近期又开始了新一轮重要的修订。依照目前的研究观点，最后一轮修订对于优化和整合城市发展的优先顺序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重新审视城市的新兴发展。同时还提出从“生态目的应该是隐性的” 、“不能在灾难已经发生，才绝望地找寻补救办法”的角度[1]，反思城市的“新兴”。在这些方面，绿道这一概念没有被列入当地发展议程。鉴于私有财产的控制和绿色模式法律框架的缺失，绿道克服绿地系统“休眠”以及限制人口迁移压力加大的潜在作用被严重忽视，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及时研究并解决这一重要的政策空白。2.2 主要参考文献及当前的经验以来自德雷斯顿的教授兼建筑师阿道夫·穆斯曼(Adolf Musman)命名的1938年穆斯曼规划（Musman Plan – 1938）,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索非亚市绿地系统的潜力。该规划的城市绿地系统方案通过引入绿环和绿楔2个关键要素，以“影响随后的索菲亚市城市规划” [2]。绿环是环绕主要城市公园和绿地形成的综合系统，绿楔则加强城市与其南方的维多萨山的联系。然而，过去几十年城市开发使该系统严重受损，削弱了系统内重要的内部联结。因此，规划应在“修复联结”的层面上集中力量。近期开发的米兰市Raggi Verdi（绿色射线）项目，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研究经验。该规划概念提出从城市中心向其外围（fil rouge）放射式分布8条绿色射线，组成基本的绿网结构，用以连接主要的城市周边公园，进而形成一条宽阔的绿带。每一条绿色射线均被视为是需被优待的敏感环境，与中央绿轴及一系列横向连接点一起，将附近重要的绿色碎片连接起来。这将有助于“从城市中心向外围输出文化，同时将自然引入都市带的中心” [3]。这与多纳迪奥(Donadieu)的观点非常相似。多纳迪奥提出“这种由自然到城市的项目意味着自然的乡村将更为城市化，城市则更为自然和田园化” [4]。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将在更为宏观的城市绿地规划框架下完成，并对其实现2015年公共绿地面积达到30m2/人（现在是12.7m2/人）的目标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目标制定的同时，索菲亚市最新的城市规划总则也提出到2020年实现34m2/人（现在是15.86m2/人）的绿地面积目标。此外，中心放射城市形态理论、人口数字、“紧凑城市”和地域扩张理论使得米兰市的案例研究，在深入描述和比较绿道战略的研究中显得特别宝贵。维也纳的绿道建设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欧洲实践经验。维也纳最近重启了它连接东西欧的节点作用（索非亚现在也重新认识到其类似欧亚“桥梁”的作用）。为避免受到越发严重的蔓延侵蚀作用，维也纳已经决定通过设置绿色通道来保护其部分区域。“主要以农业的形式，在维也纳城以及其周边奥地利范围内构成景观的连续性因素”[5]。索菲亚市的案例有效的将这一目标整合在2007年的北部城区发展计划中（农业方面的发展计划也涵盖其中），积极地促进了其实现“限制及合理开发历史文化古迹、矿泉水资源，开展基于小城镇支持的多城市中心发展模式”的主要目标[6]。最终，借鉴温哥华绿道系统规划的经验，研究人员完成了这一极其抽象的指导性案例研究。该案例自规划编制过程一开始，当地政府就将道路基础设施及景观这两种互不相干的功能一同考虑。因此，自行车交通网沿着绿道网络规划分布，“充分利用人力和财力资源”，从而保证更高品质的城市环境。此外，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