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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秦汉以后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统一国家形成历史之久远，统一局面维系时间之绵长，在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中国古代国家特征的这种持久统一性与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因素有着很大关系,从本质上讲,它是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集中写照。　　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古代国家产生前的社会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人类共同体组织是以血缘为纽带联接的。从氏族到部落到部落联盟。大概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阶级的出现，开始形成最初的民族共同体，国家的产生则是其形成的标志。　　夏商周时期，尽管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出现了初具国家政权的雏形，并且已经有了天子治下的所谓“五服”诸侯和民族。但是，这些诸侯和民族其实都是一个个单一的诸侯国，特别是诸多位居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它们与所谓“王畿（中国）”的联系是十分松散的。当时“天子”实际管辖范围只是“王畿”及其周围地区而已。因此说，西周时期，只能说是“多民族”国家，还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公元前2世纪前后，我国秦汉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秦始皇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原地区更大范围的政治统一，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七国争霸的割据局面宣告终结，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开始正式确立。秦朝当时的统辖范围甚至包括今天广西等西南边疆。至西汉王朝建立后，中国国家统一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汉武帝等人在继承秦朝政治遗产基础上，打败了活动在蒙古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最终实现了对我国北方草原游牧地区的统一。公元前60年汉朝建立了西域都护府，今新疆大地因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此可知，秦汉时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实际上是由许多局部性统一，再到全国的统一这样一个过程而逐步完成的。国内各少数民族同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此前匈奴对北方草原地区的局部统一，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对于边疆各地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贡献，等等。国内各民族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的显要作用应是我国古代国家形态的重要特征之一。秦汉时期对于广大地域的空前统一局面，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制度的基础。此后，历经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清各朝代的更迭变换，我国封建制度虽有增益衍变，但都与秦汉制度一脉相承。而且构成中国若干不同于其他的古代国家历史特征：其一是封建皇帝的“家天下”制度。皇帝在国家事务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的地位是天授的，而且皇位世袭，皇族享有充分的特权。其二是中央集权制度。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系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套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其三是官僚制度。这套制度起自战国，至秦朝比较系统完整，其主要特点有唯才是举，实行俸禄制度，官吏有任期，不得世袭等。其四是“多民族”与“大一统”：一方面是各民族都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一方面是这个统一的国家始终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而且由于自秦汉以后中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存在，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形成了“多民族”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并且长期不断侵润着我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重要一部分。中国古代国家的这些特点对于保持国家长期的统一局面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秦汉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初步确立之后，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中国社会经历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两个历史大循环：即第一个大循环是从秦汉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第二个大循环是从隋唐的统一到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再到元明清的统一。在这两个大循环中，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得到不断进步和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虽然分裂和统一先后交叉，反复出现，但是统一的时间占据主导地位，分裂割据只是支流，众多史料记载表明，即便是在国内割据分裂期间，我国各民族，以及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联系依然非常密切，并且得到不断发展。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中国古代从分裂到统一的两个大循环过程中，每一次的国内分裂都不是重复着同一内容的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反映着多方面的特别是民族关系方面的新进展，都孕育着更大规模范围的统一。例如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最后导致了盛唐时代的中国数百年的空前大统一；再如宋辽金时期中国历史的局部割据，至元明清时期先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使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的统治管理，加速了民族的流动和迁徙，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在中国古代这两个历史大循环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