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侵权难以成为特殊形式的侵权类型..docVIP

新闻(媒体)侵权难以成为特殊形式的侵权类型 　　阚敬侠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侵权责任法草案》，未规定“新闻(媒体)侵权”。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议。笔者曾参加有关座谈会，并发表文章《试论媒体侵权责任立法》，不主张单独规定新闻(媒体)侵权。笔者赞同现在《侵权责任法草案》第24条，重申这一主张。 根据最新的争论，不揣冒昧，再次谈点个人愚见。 　　一、侵权责任法的法律地位和性质无法容纳“媒体侵权” 　　侵权责任法属于民法典，是基本法律。基本法律应当规定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和特殊的民事侵权责任，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这些侵权责任的确定，遵循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社会法律长久的历史实践所决定的。一些特殊类型的侵权责任，例如产品质量责任、医疗事故责任等，由于受害人举证困难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已经取得法律共识。而“媒体侵权”不过是现代法律诞生以来近几十年的事情，在中国也不过只有30年历史，是新闻业从自身的角度对涉及新闻媒体的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学术归类研究，究竟适用何种一般的责任原则，远未形成法律共识。目前的争论无疑是个有力的证明。既然存在这样激烈的争论，就不宜匆忙上升为法律。草案第34条有关网络侵权的规定，其实更为不宜，也不能成为单独规定“媒体侵权”的理由之一。须知，网络传播媒介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它的发展只是初步。基本法律如何能够预见网络的未来而加以长久的规范呢?正如张新宝教授指出，外国和我国，立法和司法上从来没有采纳“媒体侵权”一说。 　　同时，侵权责任法是保护所有民事主体人身自由和其他民事权利的基本法。而所有民事主体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实现信息传播的自由，也是法律需要加以保障的公民基本自由。媒体侵权和网络侵权恰恰涉及民事主体人身自由和其他民事权利与信息传播自由之间的关系，二者属于同等的自由或权利，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因此，不宜单方面以一种自由或权利限制另一种自由或权利。如果在侵权责任法中单独规定“媒体侵权”和“网络侵权”，就是明确规定对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表达自由的限制，这在法律体系上是不对的，属于超越法律范畴。 　　认为《侵权责任法》可以促进新闻媒体自律的立法理由，即所谓以自律求自由的观点，也难以成立。首先，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而不是缘于编辑记者个人或新闻行业的自律。其次，新闻媒体自律是新闻界自身的职业道德问题，至多可以通过新闻行政管理和行业规范来促进，又何须杀鸡用牛刀，要靠民法典?再次，即使《民法通则》实际上起到了促进新闻业自律和提高法制意识的作用，但它也没有单独规定媒体侵权呀!何况它不仅促进新闻界的法制意识，而且促进了全社会的法制意识。 　　同时，既然现在的《侵权责任法草案》第24条已经体现了当事人公平，与以前的司法解释相比，在承担侵权责任方面，对新闻媒体也是有利的，那么，就不可能为此再花费更多的笔墨。毕竟《侵权责任法》是民法典的一部分，法律条文要尽可能简约，而不可能事无巨细。再说，现有有关媒体侵权的司法解释完全可以承担具体细化的任务，规定媒体侵权的若干抗辩事由。 　　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无法容纳“媒体侵权” 　　法学者应当知道，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并对不法侵害该种权利的行为人课以民事法律责任。即便规定“媒体侵权”条文，也是同样，重在保护受害人的民事权利，而不是新闻媒体的权利。因此，一些新闻媒体的法律顾问和学者希望借助《侵权责任法》规定特殊的责任和详细的抗辩事由以此保护新闻媒体权利的想法，不能不说与此南辕北辙。要知道，侵权责任法不可能在局部问题上奉行减轻保护受害人的原则，因为这违反强化保护受害人的立法宗旨。 　　当然，有些人认为，如果《侵权责任法》能够明确媒体侵权界限，各地各级法院至少不会胡乱判案。而这一要求，却未必需要依靠单独规定“媒体侵权”加以实现。现有草案第24条规定了侵权行为精神赔偿责任的一般归则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构成要件是主观故意和严重后果。这已经为审判包括媒体侵权在内的一切类似侵权行为规定了合适的法律依据。诚如魏永征教授所言，这个标准比美国的沙利文案件所确定的实际恶意原则，对言论侵权人来说更为有利。这也可以避免受害人的滥诉，体现了民事责任的一贯原则：实际损害原则。对于轻微的侵权行为，则显然归入道德和协商的范围。这也体现了对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原则，体现了以人为本、和谐的新理念。 　　至于一些人希望借助《侵权责任法》单独规定媒体侵权，强化新闻媒体履行社会责任、加强行业自律，则更是与该法的立法宗旨风马牛不相及。 　　总之，《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受害人权利，而不论加害人是谁。与那些试图单独保护新闻媒体权利或限制新闻媒体权利的种种目的都无法兼容。 　　三、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体例无法容纳“媒体侵权” 　　从立法体例上说，侵权责任法首先要规定一般侵权责任的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