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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 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6年11月，国务院又出台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推进农村社会改革，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这对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如何促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农村社会改革进一步深入，是摆在中国农村研究者面前新的时代任务。 　　为促进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的讨论与交流，探讨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2016年5月21-22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和农村社会研究中心主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的“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学术研讨会” 在杨凌召开[1]。会议聚焦了国内农村研究领域的相关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了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重点围绕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重建、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国家治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逻辑、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及社区发展转型、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一、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重建 　　文化自觉与传统村落的保护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鲁可荣教授认为传统村落一般是指具有比较完整的村落形态，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民俗和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村民仍然生活、生产在村落当中。而相对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也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且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需要秉承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2]。同时，鲁可荣指出传统村落保护的多元化和综合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道法自然的农业生产价值；二是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三是村落社区共同体的生活价值；四是村落文化传承和独特的教化价值。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传承古村落的价值：原生态农业生产价值在延续的过程中应该与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传统村落的生活价值应该结合现代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在促进村落发展的同时，实现村落共同体价值与乡村旅游的有效对接；传统乡村文化和教化价值的传承应该重视乡村教育，乡村教育是乡村文化传承的“根”；要以农民为主体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新乡贤”带动农民的文化自觉。在目前“大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关于乡村复兴的道路，国家层面提出了建立美丽乡村，社会层面则借助媒体的力量和资本下乡的形式在推进，知识分子则通过“新乡村实验”的形式在探索；返乡大学生和乡村精英通过本土创业在努力。但在村落文化保护中也应该发挥村民的积极性，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形成内部发展动力，从而与政府共同努力促进村落生命力的焕发，推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国家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有文化自觉，如果没有顶层设计的文化自觉，那村庄层面的文化自觉则就无从谈起。 　　民间信仰的社会基础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罗兴佐教授基于实地调查和家乡的体验，认为民间信仰的社会基础是宗族基础，即宗族崇拜和地域崇拜的结合。民间信仰从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祖先信仰、鬼魂信仰、仪式信仰和马仔信仰四种类型，在这四种类型的信仰中，祖先信仰是具象型的，可以通过族谱、祠堂和坟墓等形式可以直接观察到；鬼魂信仰是抽象型的，主要是一些虚无飘渺的民间传说、鬼魂故事等高度抽象而构成的，无法直接观察；仪式信仰是一种仪式型，主要通过举行一些盛大的祭祀仪式来表现，并且仪式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不可少；马仔信仰则是部分马仔以民间信仰的名义来骗钱，且可以进行代际传承，子承父业。 　　通过对不同民间信仰的类型和特点的比较，罗兴佐教授指出民间信仰在本质上是宗族崇拜和地域崇拜的混合，许多宗族祭祀和神仙祭祀是合二为一的；民间信仰具有地域整合的功能，家乡的村庙可以覆盖多个杂姓村，异性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这一渠道得到化解；民间信仰的发育程度与宗族文化的承接程度有很大的正相关；而民间信仰传承较好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御外来宗教的能力。 　　激活当代乡村发展的共享系统 　　当代中国的广大农村，农民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农村因为长期资源输出和文化转型而成为国家发展中的短板。农村发展需要帮扶，从农村生活的传统衍生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想落实顶层设计，必须重新定位和设计，激发乡村发展的共享系统。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张士闪教授认为激发农村发展共享系统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到农村的问题不仅仅在农村，农村的贫困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当前村落共享系统缺失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农村劳动力外流，乡村劳动力缺失，农村的主体不是农民；外来资本进入，但是与传统的村落脱节，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传统价值脱落，外来的价值观进入村落，农民的认同感缺失，传统村落共同体式微；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滞后，国家文化建设下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