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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转型中对音乐教育学的启示 后现代转型中对音乐教育学的启示 最初在经济学界和国际金融界出现了“全球化”这一现象，之后这一链条直接影响到当今文化和音乐教育的全球化，现如今边缘的、差异的、现象的、解释的以及生态音乐教育学成了我们对待这门学科的另一个视界融合。读者在阅读管建华教授的《后现代音乐教育学》这本书后发现，作者结合当代背景对后现代转型中的音乐教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本书共五章，每章六节，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回望，在后工业社会前提下，仔细分析了音乐教育与各学科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则梳理了后现代音乐教育学思想研究及后现代范式；第三部分是对21世纪中国的音乐教育前景的美好展望。笔者读完这本书后有三方面的启示： 　　一、对生活中的音乐的观念转变 　　所谓音乐的科学、正常话语都不过是一种狭隘视角罢了，从毕达哥拉斯开始，公认为音乐是由数字构成；伽利略说“世界音乐”是由和谐组成的；开普勒坚信宇宙图式被完美的数学音乐所统治；巴赫、韦伯指出西方音乐中可计算性技术的合理性；西方音乐的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复调乃必修课，美声唱法为正统音乐，交响乐队的技术生产样式及和声大小调的共性写作方式成为音乐发展的标准，这些科学范式统统被戴上了“科学体制”或“科学方法”的冠帽，自然觉得其他音乐是“原始、愚昧、落后”甚至“非科学”这样一种误解。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科学音乐的话语在欧洲历史中一直处于根深蒂固的位置，之后人们开始从对自然科学的关注转向人文科学时，“反常话语”出现，人们越来越关注我们所在的生活，例如约翰凯奇音乐、谭盾音乐成为了后现代转型中的例证，音乐不再只是作为数的概念来体现，更是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中的音乐、音乐中的文化”的形式存在。 　　我们知道后现代美学早已向“美学霸权主义”开始发动严厉挑战，旨在取消美学与非美学、审美与非审美的区别。提倡将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美学考察和来研究，反对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如印度音乐的拉斯，它同样可以表达九种情感；阿拉伯的太拉强调即兴表演；加纳的阿坎人对美的形容为“甜的”。世界各地区对生活中音乐美的概念判断不同，我们并不能对其一视同仁来随意判断好与坏。 　　二、音乐教育学的后现代转型 　　放眼世界，后现代主义正成为世界性的一种文化潮流，诸如美国教授雷默对西方音乐教育现代性的批判和对以演奏演唱为主的音乐教学观念的颠覆；加拿大教授沃克对音乐教育中西方音乐话语权和垄断性的批评，倡导具有后现代性的泛文化或全文化的音乐教学法；布莱金对世界音乐教育的边缘文化的研究：非洲儿童的音乐教育；内特尔提出现代人类学的文化并置的解构方法；克莱南特别强调突出音乐文化身份，消解二元或双轨论，建立音乐文化的网络；埃利奥特对现代性的审美为中心的音乐教育的强烈批评，并提出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音乐教育。 　　众所周知，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领域是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而不仅是以西方古典美学为基础。在2016年中国版的音乐课程标准也提出“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显然是有待商榷，著名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早以提出音乐的功能至少有十种，而审美只是其中一种，并不能将它置于核心地位来考量什么是好的音乐、什么是不好的音乐。随着后现代的来临，提倡多元文化、支持少数话语、宽容的接纳边缘文化、对普遍主义标准化的逆反，强调在特定语境下的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解等等，这些都使得一些美学家、批评家、艺术家不再担任艺术的“立法者”和审美权威性的发言者，审美的中心模式开始让位于多元共存模式。审美现代性遭遇了后现代性，使我们对地方性音乐的包容理解看到了希望。 　　当视线回到国内，发现近些年中国音乐领域出现了“原生态”“新民乐”“新潮音乐”“女子十二乐坊”乃至放眼全球的非洲、阿拉伯、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国的外国民族音乐，都已进入我们音乐教育的视野中。当全球多元文化视角的音乐教育成为主流时，若再用审美的孤立角度来评价音乐似乎已经无法解释各类文化中音乐的实践活动和生活经验了。 　　如今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不仅哲学、美学等学科领域呈现出它的人文多样性，就音乐本身作为一种技术概念它也是多元的。将“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并非是在音乐教育中考虑是多增加“文化”还是“音乐”的内容，也不是在讲授音乐时拼贴一些文化的内容。我们需要了解当今音乐人类学学科对世界音乐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了解音乐世界观及文化价值观发生的变化，了解哲学及美学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音乐作为文化”进行音乐哲学的建构，提倡多学科、多视角与文化整合的音乐教育哲学，而非形而上学与文化分离的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大力倡导一种将不同文化音乐并置的方法，承认那些不宜被理解的地方性民族音乐是价值平等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的音乐而已，我们需要对其理解。 　　今天，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