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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牛津大学章程下的民主制度研究 基于牛津大学章程下的民主制度研究 大学章程在一所大学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反映了一所大学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程度。拥有一部完备的大学章程是大学制度化管理的具体体现，而制度化管理正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自治的标准之一。通过研究一所大学的章程，能够看出这所大学的外部关系和内部治理情况。牛津大学章程历经数次修改，现版本分为章程和条例两部分。章程包括制度纲领和基本原则，规定了牛津大学的性质及其下属机构的性质和框架；条例是在章程的指导下，对各层权力的职责分工、处理问题的程序、细则等所做的进一步阐述。这样的区分使得管理程序明确而又具体，相关的决策机制也都详细地规定了执行和监督程序，减少了误导和误解。从牛津大学章程出发，对其中的民主制度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对国内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章程的制订、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民主制度的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牛津大学章程内容变革历程 　　牛津大学被公认为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与当时社会的其他行会组织一样，牛津大学是最早遵照惯例和习惯，依据普通法创建的世俗组织。直到三个世纪之后，牛津大学于1571年通过《牛津与剑桥大学法案》。法案规定，由居住在牛津并从事教学工作的具有统治地位的教师群体组成的教职员大会作为牛津大学的主要治理机构，处理大学的大部分事务。由校务委员和其他教员共同组成的评议会作为牛津大学审议与立法机构，行使制订、修改和废止章程的权力。学校还规定了大学的职位、职位选任的办法，以及有关学位授予、授课方式、学生纪律、学位制服、荣誉校长法庭及其他各种事项的处理办法。[1] 　　1636年6月22日，执掌牛津的第76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罗德正式颁布《罗德法典》，其内容包括大学管理机构的确立、学监的任命、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及其职责等事项。此法典引发了大学是否具有制订、修订和废止章程的权力这一争议。大学法律顾问积极维护大学立法权。 　　1854年，皇家委员会经过4年调查制定了《1854年牛津大学法》并获得议会通过。为此，牛津大学建立了新的章程委员会，大学执行委员会改组为大学理事会，并规定了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及选任方式。大学理事会有权对具体事项制定规定，校长受理事会的监督；大学理事会颁布章程需提交教职员大会审议；评议会仍然是大学的立法机构。牛津大学授予了各学院修改各自章程和管理信托、赠与财产的权力，并规定了相关的批准、公布、审议制度。 　　1877年，皇家委员会调查牛津大学实际情况，根据调查结果修订形成了《1877年牛津剑桥大学法》并获得议会通过，进一步明确了授权和程序。1923年，皇家委员会再次调查后修订形成了《1923年牛津剑桥大学法》并获得议会通过，组成新的章程委员会成员，还提出了要尽可能多地录取经济条件差的优秀学生，延长了修订规则时效期限，保留了评议会的一些权力并规定投票合格率为2/3。1969年，牛津大学法兰克斯委员会制定了新章程，提出了关于章程改革、改变机制的建议，评议会将大部分的权力移交给了教职员大会。1999年，牛津大学诺斯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制定了新的章程并于2002年10月1日颁布实施。 　　二、牛津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的三大机构 　　在牛津大学负责内部治理的三大机构中，评议会的权力逐步削减，直至1969年，评议会对章程制订不再有管辖权。教职员大会的权力不断扩大，具有制订、修改、废止大学章程的权力，逐步成为大学的立法机构。牛津大学的日常管理主要由以校务委员会为首的行政系统负责，最初的荣誉校长职务负有管理职责，并在大学本身、代表宗教势力的教会和代表世俗势力的国王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在漫长的大学治理机制演变中，随着1549年校长职位的设立，荣誉校长所拥有的权力逐渐褪色，行政系统的管理权力转移到了校长身上。 　　经过不断的改革，教职员大会成为牛津大学的立法机构，拥有制订规章、授予学位、选举校务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学校机构成员、任命副校长等权力。教职员大会有权批准对章程进行修改的申请。对于校务委员会提交的决议，有权驳回或加以修改。2016年，牛津大学的教职员大会成员约有4500人，包括全体学术人员、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管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2] 　　教职员大会主要处理立法提案和决议。除此之外，教职员大会的成员还有两种渠道可以参与牛津大学的治理。第一，自2000年起，校务委员会或20人以上的教职员大会成员可以发起任何有关牛津大学事务的讨论。2000～2016年，这一程序被使用过两次。第二，教职员大会成员均可提出有关大学政策或管理的任何问题。《大学公报》需要在教职员大会召开前公布校方对此问题的答复，并在教职员大会召开时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近年来，这个程序仅在2016年1月被使用过一次。由此可知，教职员全体会议的作用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