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下）.docVIP

香港的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下） 论文联盟编辑。 司马长风的新文学史 研究 1949年后，“南来”的文人、学者在香港，像曹聚仁说的“不必改变生活方式，可以活下去”，是一种事实：由于香港夹在两个政权之间，反而形成了一种思想和言论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因而像林以亮、曹聚仁这样的学者和批评家，能够“每人凭个人的爱好和努力默默追求创作上的理想，无须担心传统和 时尚 所带来的压力。……不必理会五四以来 中国 文学作品的主要潮流。”[1]但所谓“生活方式”的无须改变，恐怕只能说是卖文为生的基本方式没有改变，自由独立的思想立场无须改变，而在思维产品的生产上，却不能不受这个工商 社会 隐形权力的宰制。其中一个醒目的现象，是批评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版面从事扎实的文本批评，凭着过去蓄积的知识和能力，写那些“短、平、快”的书评、随笔容易，若想从头开始系统阅读，作系统的学术研究，则受着种种条件的限制。在香港，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若没有专栏，一天不写出几千字，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而从客观方面说，从事系统研究所需的资料也十分欠缺，远不如大陆和 台湾 。 如上的好处与困难造成了香港文学批评的良莠不齐。从好的方面言之，是直言不讳，没有顾忌；而从不好的方面看，则是逮着什么谈什么，批评对象既缺少严格的挑选，立论也过于快捷，缺少深思熟虑。在这种情境中，最让人同情与不满的是那些从事系统学术工程的批评家，他们的工作集中体现了在香港社会个人的学术野心与可能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司马长风可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司马长风(1922-1980)，原名胡灵雨，又名胡欣平、胡越、司马长风是他最为人知的笔名，原籍东北沈阳，国立西北大学毕业，1949年抵港，后曾留学日本应庆大学 历史 系。在港期间，曾与友人创办友联出版社，出版《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后又任《明报月刊》编辑，七十年代初到香港浸会学院代徐ｘū＠①讲授 现代 文学，陆续出版了广为人知的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 司马长风曾说他的本行是 政治 思想史，“一生最好的廿年时光用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 经济 制度”，尽管“一九五四年文学与兴趣开始回转，偶尔写些散文，读文学作品，但是仍被政治思想的巨石压得喘息维艰。”[2]这里道出了他个人兴趣与学术选择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显然又联系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过，尽管作者说他从童年和少年 时代 开始就兴趣文学，其人生态度和文学的价值取向却是情感主义的。他有一本散文集，就取名为《唯情论者的独语》，认为权力、地位和名声等，“若一旦与情感冲突时，我就毫不犹豫，弃之如粪土。”这种“唯情论”，显然 影响 了他的写作，不仅散文的写作，而且也在他以《中国新文学史》为代表的文学批评著述的取舍、判断和叙述语气中体现出来。 在香港，出版过新文学史的，原也不止司马长风一人，李辉英于1970年，就出版过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但这本文学史，与其说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本粗糙的文学史讲义。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却是一本“痛感五十年来政治对文学的横暴干涉，以及先驱作家们盲目模仿欧美文学所致积重难返的附庸意识。为了力挽上述两大时弊”的“一部最初的中国新文学史”[3]，——这当然不是司马长风对大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来的著述视而不见，而是认为“大陆出版的新文学史，千篇一律，都依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基准，以政治尺度代替文学尺度，根本文不对题。”[4]实际上，这部文学史追求的是一种反对“政治对文学的横暴干涉”的目标：“第一，这是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净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新文学史。”[5]应该说，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譬如，作者为了满足自己“反载道始，以载道终”[6]的基本叙述观点，在介绍“文学革命”(1915-1918)之后，把新文学的 发展 划分为“诞生期”(1918-1920)、“成长期”(1921-1928)、“收获期”(1929-1937)、“凋零期”(1938-1949)，以植物的生长现象，比喻复杂的文化现象，就失之简单笼统。特别是把1938-1949年这段时间称为“凋零期”，认为“这个时期赶上两场毁灭性的战争：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在战争风暴中，百业俱告残破，娇贵的文学花果， 自然 也随着凋零。”[7]这是简单的社会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不是实实在在从文学现象的全面把握中得出的结论，在 方法 论上与庸俗的意识形态批评如出一辙。看得出来，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出于对“政治”暴力的不满又受着它的牵制，这种“力挽”政治干涉和盲目模仿欧美文学“两大时弊”的冲动，与他的“唯情论”一拍即合，其情感主义的取舍与判断就更加明显了。譬如小说，他盛赞郁达夫的《沉沦》的美在鲁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