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之后法理学 .docVIP

小康之后的法理学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孔子 在描述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法学理论现状时，一种反思性的主体意识逐渐显露出来。从法律移植论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情性理解，再到对本土文化和哲学的倡导，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也在试图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构造自己的学理。[1]在本文中，提出“小康之后的法学理论”主要想说明两点：一是中国法理学的时代背景；二是本土哲学对中国法理学的历史背景。法学理论总体上是指法律领域的道理，这种道理可以深奥、抽象、体系化，使之科学化，但应当与情理、天理相通，否则，法理学就会变成玄学或一个怪物而令人不可思议。中国人自古就有自己的情理观和天理观，法理、情理、天理可谓理一形殊，与情理、天理相悖的法理很难立得起、行得远。小康社会的法理学就是要讲小康社会的法理、情理和天理。不过，这个问题很大，本文只作框架性的观念描述。 一、小康社会的政治表达 当代中国正处于总体小康社会的历史性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在不到二十七年的时间里，我国就大致实现了总体小康的战略目标，这一成就举世罕见，其历史意义和对世界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的梳理。或许也不难理解，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是历史的起点，也是所有意义、符号、价值、观念等事物的起点，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得那样，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中国的话语实践中，不论人的生存需要，还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都可以指向民生的表达，而更为直接的表达，就是温饱及其小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饱经风霜的中国社会终于回到了“第一个历史活动”的起点上，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我们认为，这是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法理学家应当对总体小康社会的实现过程及其成果有反映、有说法、有评价。我们看到，伴随着这一历史过程，法理学在民主、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人权等重大法制和民主题材方面逐渐建构了自己的概念体系和逻辑向路，这些概念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现代化中国的主流话语，其成就同样不可忽视。但是，需要认识到，成就巨大的总体小康社会的实现也是在法制未完善、民主未健全的情况下完成的。2005年10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它承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清醒地看到，虽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有许多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滋生和蔓延；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社会的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尚需扩大。”为此，我们需要对前小康社会的法理学有所反思。为什么在法制和民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可以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总体上实现小康并不等于全面实现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我们依然可以遵循同一的法则吗？更为重要的是，小康之后，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干什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法理学的定位在哪里？ 全面小康社会应当与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相一致。早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也就是说，在远还没有实现总体小康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地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2]又说，“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的那些方法了。”[3]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在未实现温饱的时期，是一种“穷管”的方法，但在基本实现温饱或小康之后，就要采取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全面小康”与“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相互协调为导向的。 今天人们所谈的小康社会大致等同于小康生活、小康水平或小康之家，属于经济学、统计学的范畴，它主要涉及到民生问题，表达的是一种对人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例如，鲁讯在《呐喊》自序中曾经问到：“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人们习惯于把脱贫视为温饱的解决，而把那种薄有资财、可以安然度日的生活称为小康生活。不过，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小康在中国传统社会主要还是一个政治而不是经济概念。小康社会是中国人的较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如果从非经济指标的角度看小康社会[4]，小康社会的主要特征是： 1．天下为家。家在中国是一个组织，而非个体。家可大可小，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家庭，也可以理解为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就是实现“天下之私”的目标，为天下之私服务是是合乎人性，但也是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在某种程度上，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