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司法改革深层 .docVIP

日本司法改革的深层日本正在酝酿司法改革。关于这场司法改革的性质，日本的一些学者称为“体制改革”，甚至为“国体改革”。（注：例如，井上达夫·河合干雄编《作为体制改革的司法改革》（日本信山社，2001）。）具体负责改革设计的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在其最终意见书中也指出：本次所要进行的司法改革是为了在“法的统治”这一宪法原则之下将已经进行的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经济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改革；是有关“这个国家形态”的诸改革中的“最后的关键性”改革。可见，日本这次所要进行的司法改革虽是“司法改革”，但其意义、性质上远远超过单纯的司法改革，确实是一项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我们在认识这次司法改革时，既需要从法和司法的角度去分析，又有必要从体制和社会角度去研究。如单纯从法和司法的观点看待这次司法改革，只会被有关司法改革议论中的漂亮用语所迷惑，只会拱手称颂，却很难领会其真实含意，更难预测其社会后果。着眼于此，本文试图从法、司法与日本社会的关系入手，探讨日本这次司法改革的真实原因、真实含意，预测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阐明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启示。 一　作为“权威丧失结果”和“恢复权威手段”的司法改革 在最近的日本，很多人都用“荒废了的10年”一词来评价最近10年日本的状况，意思是从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的经济每况愈下，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日本政府及社会对此却不能有所作为，白白地荒废掉了10年的大好时光。暂且不论到底是否真的是“荒废了的10年”，但这10年确实是日本的国家权力不断丧失权威的10年，以此相对应，也是日本国民日益丢掉自信的10年。最初开丧失权威之端的是日本的政治机关（政党、政治家）。80年代末期以来，政治机关威信扫地，甚至有时民众把“政治家”视为“坏东西”的同义语。步政治机关之后尘的是行政机关（中央部委、行政官僚）。以“优秀”而著称、60年代及70年代曾被誉为经济高速成长的最大功劳者、明治维新以来一直盛享社会尊重的行政机关，从90年代中期开始声望锐减，被社会描述成改革变化的绊脚石。面对政治机关及行政机关威信的失遂，正当司法机关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自己的面前。90年代后期以来，一向对司法机关敬畏十足的日本公众对司法机关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冷嘲热讽，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法官）被形容为不食人间烟火、缺乏世间常识的组织。 日本的国家机关都经历了或面临着丧失权威的危机。从形式上看，造成这种危机的直接原因确实存在于国家权力本身中。比如，日本的一些政党、政治家长期以来靠选举制度敛财，通过“政治献金”与有关的企业或个人进行权钱交易。80年代末期以来，这种腐败行为越来越多地被揭发出来，丑闻暴露到了公众面前，自然引起了民众对政治机关的反感。又如，日本的一些行政官僚利用手中的行政裁量权与企业勾结、从中谋取私人利益，90年代中期，类似事件不断被揭露出来。其中，厚生省优先企业利益、对感染有艾滋病菌的进口血浆竟没有及时阻止其贩卖及使用，致使众多人感染事件被披露后，民众哗然，昔日的“有能”，“廉洁”的行政官僚形象变得荡然无存。再如，90年代后期以来，法官嫖娼的案件、检察官搞“官官相护”将搜查情报泄露给上级法官的案件等被广泛报导，法官等司法机关的神圣形象一去不复返。 但是，从实质上看，国家机关权威丧失的主要原因则存在于这10年以来的日本社会及日本公众的变化中。90年代初期以来，有两件事情对日本公众影响最大。一是冷战的结束；二是经济的衰退。以东西两阵营对立为内容的冷战的存在意味着“外敌”的存在，面临“大敌”无论是社会还是民众都会视国家权力为主心骨，自觉地团结在其周围，一致对外。无论国家权力如何，对其天然的依赖胜过人为的批评。同样，经济状况良好时，公众享有满足感，即使有某些不满也不会直接将其指向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显示一种“宽容感”。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外敌”的消失，大大减少了公众视国家权力为主心骨的必要性，昔日的天然依赖逐渐被批评所取代。同样，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公众的满足感急剧直下，一向以国家权力为主心骨的公众则一反常态，变“宽容感”为“严格性”，将不满投向国家权力。事实上，90年代以来社会及民众对国家权力所表现出的严厉态度及批判倾向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历史上是罕见的。政治机关的腐败并非90年代以后才有，在此之前的数10年中腐败行为一直存在并不时被揭发，日本社会及民众对此虽都表示不满，但从没有像90年代那样表现得十分强烈，从没有直接影响政治机关的权威。行政机关在90年代之前也曾有过因“无能”而受公众批判的时候，但当时进行批判的只是社会的少数，行政机关的“有能”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受太多的影响。90年代以前的司法机关也曾因个别法官窃书或赌博等事件被揭露而受到批评，但大多数公众仍视司法机关为“神圣领域”。尤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公众对犯罪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