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供求概说 .docVIP

民事诉讼中的供求概说供求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而民事诉讼是司法中常见的法律现象。本文将主要用供求理论讨论民事诉讼中的供求效益。 一、民事诉讼中的供与求 法与经济学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法与经济学均研究理性行为。“经济学研究理性行为，理性行为可定义为用有效率的手段追逐一贯的目的。”[1]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如何有效地分配和利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人们的无限需要。而现代法律越来越重视技术性，韦伯把形式合理性视为现代法律的内涵。[2]其次，法与经济学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预期。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预期未来人们经济行为的学问。而法律的“研究的目标就是预测，预测经由法庭（方式）的公共权力的影响范围”，[3]从而指引人们的行为。再次，法与经济学都是研究人常态下的行为，是面向于普遍性的指导，不是个性化的。由于这些相通之处才使得本文的研究成为可能。 民事诉讼，“是以国家权力解决私法关系为内容的纠纷程序”，[4]民事诉讼使得民间纠纷的解决获得公力救济，而国家则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法律和治理秩序。民事诉讼关系的主体可理解为，一方为代表国家公力的人民法院，一方为寻求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当事人（自然人或团体）。 诚然，人具有自然的权利，但自然的权利并不足以使其获得民事诉讼的资源。民事诉讼的资源为国家所有，为了使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权益在受到侵犯时，或者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执时，寻求公力救济、具有进行诉讼的权能，国家为其提供了诉权。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可依诉权，发起诉讼或参加诉讼，从而成为民事诉讼当事人。诉权既具有国家公权的属性，又具有私权的属性。民事诉讼中的诉权来源于国家的赋予、司法的许可，为实现私法上的权利而存在，并使得法院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得以发生民事诉讼关系，从而实现民事诉讼主体在程序上的诉权。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民事诉讼关系中，国家与民众是一种交易关系。“经济人”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其基本内容为，每个人天然地是他自己利益的判断者，如果不受干预，他的行为可以使他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与经济学的假设相似，我们假设在民事诉讼中，国家作为诉权提供者希望实现最大的物质和社会效益，在此国家存在自身的私利，并非大公无私，这样交易才能进行；民众之所以请求法律解决纠纷，因为他们相信诉讼使他们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们对诉讼的付出。[5]国家一方为生产者，他提供诉权S，它的成本是法院支出，它的收益是代表国家意志的法秩序的实现，因此其价格P=法院支出+法秩序实现程度，S=P×Q，Q为案件数量；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即公民或团体一方为需求者，他们获得诉权D，他的支出是诉讼费用，他的收益是纠纷的解决与权利的满足，[6]因此其价格P=诉讼费用+纠纷解决的效益+权利的满足程度，D=P×Q.这里实际上考虑了诉权的社会效益与法律价值。 国家提供的诉权所能维护的范围取决于法律对诉的规定及民事法律的规定，而公民对于诉权的需求取决于自身对于实现诉权的条件，包括他的支付能力与支付意愿。诉权是个集合，它有多个向量，包括可提供司法救济的民事纠纷的范围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各种权利。与商品市场一样，民事诉讼中的供求也会出现三种情况：均衡、过剩和短缺。 在经济学的供求论中，均衡“是指需求和供给两种相反的力量处于一致或平衡的状态，是买卖双方都满意并愿意接受和保持下去的状态”，[7]是一种不再变动且没有必要再变动的理想状态。在民事诉讼中，均衡就是国家或法院为民事诉讼主体提供的诉权恰好满足了民事诉讼主体想通过公力寻求解决纠纷的欲望。即：S（a，b，c，…）=D（a，b，c，…），此时在相同的案件中，Ps=Pd. 过剩是指供给大于需求。在民事诉讼中，国家为民事诉讼主体提供的诉权超过了其所实际需要的诉权范围。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为公民提供了过多的公力保障。而法律对于一般人来讲，往往是具体的法律，只有当他运用时，才意识到这是法律。大多数法律对于公民来讲是备而不用的，公民没有支付意愿，但对于国家来讲是必须的。有些诉权属于这种性质。诉权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而公民只有真正参加到诉讼活动中，才能把可能的诉权变为现实的诉权。另一种情况是国家对公民享有诉权提出了过多的限制或“要价太高”，这样即使国家在名义上赋予了公民诉权，但公民在许多情况下却难以实现其对于诉权的欲望和要求，公民没有支付能力，实际上是由于诉权的价格过高而导致的相对的过剩。这种情况可表达为：S（a，b，c，…）gt;D（a，b，c，…），此时在相同的案件中，Psgt;Pd. 短缺指需求大于供给。在民事诉讼中，国家为公民提供的诉权远未达到对公民寻求公力救济的权利的维护。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在某些方面没有规定诉权或者只在较少的利，使得公民在许多方面无法得到公力救济。另一种情况是，社会处于变化中，由于“法律的规范框架所固有的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