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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 人才能否得八股 　　下面我们想稍稍改变一下角度，不是从得人，而是从人得的角度，不是从国家的立场，而是从社会及个人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即改而问：社会上人们获得功名的情况大致怎样？如果一个确有才能的人想得到这科名，他能有多大的把握得到它？从这个角度进入有助于我们了解得人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有才者想得到这功名而不难得到的话，那他不去试而不显就不能算是被埋没。确有一部分有才者不想得到这科名，当然，其中有些人之所以不想，可能是根本不知道有这机会，是根本想不到，如居穷乡僻壤，父母又愚钝如王安石《伤仲永》一文中所写父母那样的神童；还有一些人则有可能是自我估计偏低，不敢去尝试本可一试的科名（当然，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一些文才并不高，却居冒险气质或进取心切者踊跃尝试，乃至也跃过龙门者），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困于直接而紧迫的家庭生计问题无法去考，从而根本不敢作此想，尤在一代皇朝的衰落期。另外，我们也不宜忽视，也还有一些人是为了道义、为了自己的尊严而不欲赴试者（如明遗民张佩聪等）， 也有生性淡泊情愿隐于山间林下自得其趣的隐士一类人物（如吴敬梓笔下的王冕），还有些人则是另有他途仕进，可避开此路者，如可荫补者。 晚清尤太平天国以后，家饶有资财者还有较多的机会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官。在那些参加了考试的人们当中，张仲礼根据 1871 － 1905 年无锡、金匮两邑 80 个生员的材料，统计出他们中生员的平均年龄约为 24 岁 ； 张仲礼又根据道光六年，咸丰元年的直、省同年录，统计出士人中举时的平均年龄约为 31 岁；根据道光十五年、同治七年、光绪二十年三年的会试同年齿录，统计出进士中举时的平均年龄约为 34 岁。 这就意味着，一般一个童生要得到最高科名，自六岁入学到十五、六岁开笔，约需十年；自此用力约需六、七年得生员，又需六、七年才中举。然后需三、四年成进士，即总共约需 18 年才能得最高科名。当然，这只是平均数，有不少英才可能青年即得科第，这一统计也主要是依据晚清科举衰落，人满为患时的情况，但它还是有一定普遍意义。虽然在这十多年中并不意味着士子始终都把主要精力用在八股上，尤在后期，可能只是在临考试前才开始用功， [11] 但笼统看去，许多青年将自己最宝贵的精力用在这确实并无多少实际用途的八股上，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这在国泰民安，正需风雅点缀的时期也许尚少使人痛心，而在国家危机、民生憔瘁的情况下就难以让人容忍了，故明末、清末八股最为人诟病。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文之难售，八股之拖累人，亦是人为造成的，即由于人多之累。 [12] 八股本身也难也不难，难是由于其形式内容有多种变化、无穷花样，文气须转移，格调也须变化；不难是由于其基本形式并不难于掌握，尤对确有文学才华而又尚肯努力者是如此。这使中国的科举之学（举业）确实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特点，即同授于一师，同处于一馆一学，花同样的时间学文，水平却可能悬如天壤（还有命运亦是，但此处不涉此因素而只谈文，下同）。鲁钝者即便在私塾多年也仍然只是等于无谓的陪读。 由于八股所考的确实不单纯是一种知识，而主要是一种能力——深入理解经书和巧妙驾驭文字的能力，这就不单纯是靠后天努力就能成就，而一些勉强习举业者往往在多年努力之后，既放不下架子，又缺乏知识和技艺去从事他业而结果一事无成，这些人就可能由国家升平时的点缀变为国运维艰时的累赘。当时的人们要远比今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故有“读书种子”和“非读书种子”的种种区别。人们多接受这一事实：不具备某种起码的读书作文的才能，再学也是枉然，而此种才能绝非金钱、权力、家庭优越环境或某种其他方面的技艺、才能乃至狡黠、冒险气质所能直接换来，所以常有世家败落，而一些穷乡僻壤赤足读书孩子却屡屡走入上层。“通经得仕”、“学古入官”也就有了源远流长的动力。流风所及，传统中国的乡村也有了相当可观的教育，兴学、助学的义举也层出不穷。 [13] 在科举时代，人们的乡土观念也相当浓厚，无论现任官员还是荣归故里的已致仕官员，对本地的文风都相当注意，对已出的人才如数家珍，而对潜在的俊杰则关心扶植，由此遂形成扎根于下的地方文化景观。八股取士的考试虽然使文才、学识处于优先的地位，从而使人文学者、风雅之士比其他方面的有才者更为突出，但也不是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才俊之士间从此出。即以清代 114 个状元论，其中有迷恋天文数学的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有近代最初的矿产实业家、嘉庆七年状元吴廷琛，有近代植物学的开拓人、嘉庆二十二年状元吴其浚，有著名的实业家、光绪二十年状元张骞。 [14] 其他如民国时期的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熊希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 、大法官沈钧儒、教育家蔡元培、出版家汪康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