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程序.docVIP

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的历史时刻。 　　　　　　这个时刻将体制的基本面貌以最富于结构性特征的形式凸现出来，充分显示了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当我们回顾九十年代的诗歌时，正由于有了这个时刻的提示，才得以避免庸俗美学的误导，随同语境的剧变而再度返回阿道尔诺的著名的诗学命题。 　　　　　　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一个时刻，情形将大不相同。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有了这个时刻，从此便再也无法抹去它给整个时代打下的深刻的烙印。它给出简单而明晰的指标，为当代诗人以及现存的诗歌文本确定了基本的性质和品质。 　　　　早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人道主义与异化的主题，已由后文革的历史语境推衍而出；经过十年的短时段，重又获取了现实的鲜活的血肉。弗洛伊德在《战争与死亡之反思》中曾经对一个都市人在战前和战后的不同境遇作过分析，指出应当把两组人区别开来：一组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他说，呆在家中的人的无知是可怕的，因此战争的“见证”显得特别重要。但是，无论文革还是后文革，堪作见证的作品极为稀有。其实，连所谓的“抗战文学”也如此。这种现象，显然深藏了历史的玄机，有待文学史家进一步的索解。 　　　　有数的几位老诗人，如牛汉、郑敏、彭燕郊、孙静轩，不同程度地返回到这一关于生命与自由的主题。牛汉自称比别人多出一种感觉器官，这就是骨头和伤疤。这些诗人，从皮肉到心灵，都结满了疤痕，从正常的情况来说，他们当比完美光洁的青年一代更敏感，也更沉重。青年大抵耽留现场，而他们却往往在现场中发现历史的暗影。牛汉写过两首诗，一首题作《酷夏，一个人在北京自言自语》，另一首叫《恐怖》。前一首写道： 　　　　北京城没有自己的云自己的雷 　　　　云都是从远方飘来的 　　　　…… 　　　　北京城自己不会下雨 　　　　雨是远方的云带来的 　　　　 　　　　下不下雨我做不了主 　　　　打不打雷我做不了主 　　　　但是听到远远的天边有雷响雷动也痛快 　　　　望见远远的天边有电光一明一灭 　　　　呆滞的眼神也会快活地明亮一下 　　　　雨下到别处也好 　　　　北京城至少能沾到一点凉气 　　　　 　　　　他的短诗《夜》，未知作于何时，诗中写道：“关死门窗／觉得黑暗不会再进来／我点起了灯／但黑暗是一群狼／还伏在我的门口／听见有千万只爪子／不停地撕裂着我的窗户／灯在颤抖／在不安的灯光下我写诗”。到1997年1月，诗人添写末一行：“诗不颤抖!”表明诗人一直生活在他的主题里。 　　　　黄翔九十年代初写下《锋芒毕露的伤口》、《沉思的雷暴》、《大动脉》等诗，但是，这样的锐气并没有得到更长时间的延续。他出国时已届中年，东方哲学使他很大程度地回到保守主义的套子里。还有一批诗人，九十年代以后，也都陆续到了国外，但是并没有形成像样的侨民文学。他们原来根本不深，当自动或被动地离开故土之后，纷纷连根拔起，也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看看俄国、东欧、拉美等国家和地区侨民文学的发达，可知与母国的文学关系甚深，固有的文学传统仍然发挥作用。同为流亡作家，国外的作家似乎一直担受流亡的苦难，而国人却如蝉蜕一般，有着逃避的本领，那是士人由来称道的庄子式的逍遥。 　　　　在京的几位后来号称“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也曾写过零星的一点感时之作，但很快就进入了舒适的私人房间，或是文学沙龙里，使诗歌变做了如米沃什所称的“少数精英的无罪消遣”。在说到美国一代“经不起成功的考验的天才”时，考利曾经慨叹道：“我们成了我们想逃避的体制的一部分，于是这个体制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战胜了我们；我们的心，按照这个体制的节奏而跳动。”坚持个人写作的诗人，大约只有周伦佑和王寅两位。然而，王寅的诗，直到二十一世纪才得以结集出版；而周伦佑的作品，在大陆，则多在民刊如《非非》等继续刊出。在主流媒体那里，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一个叫斯诺瓦基的波兰人说：“当森林焚烧时，便没有闲暇哀悼玫瑰。”我们的诗人有太多的闲暇，可悲的是，甚至连对玫瑰的哀悼也没有。 　　　　在后起的诗人中，也有继续歌唱有关“森林”的主题的，如女诗人寒烟的《头顶的铁砧在唱》：“……从早到晚，它在唱／它在唱……／厄运，在我身上确立它的教义／从泪水中抽取每天所需的盐／／……敲吧，打吧／我的兄弟，我的仇人／把你的愤怒，再加深一点”。还有《殉道者》：“……因为他们的伫立／另一些时代将不会燃烧，不会到来／而那在时间的锅中沸腾的／是血浆还是岩浆／我听不见，也说不清”。还有《我们在写》：“我们在写，而他们在沉默……／每一个词语里都有我们逝去的血亲／在思念和灯光的烧炙下／纸页焦糊——／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都有犁铧翻耕土壤的辛烈……”。又如张修林的《零度的夏天》：“零度的夏天，绝对／白色与凄清。阳光／像一张桌子，一些静态的实物／一条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