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犯罪疑难问题研究..doc

货币犯罪疑难问题研究. nbsp;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货币犯罪的规定，有如下一些条文和罪名：第170条的伪造货币罪，第171条的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第172条的持有、使用假币罪，第173条的变造货币罪，以及第151条的走私假币罪。从货币产生之日起，聪明的人们大概就认识到了伪造货币是最直接的生财之道，因而货币犯罪可以说是与货币从一而终，对货币犯罪进行重拳出击，自货币产生以来，历朝历代、各国政府均无例外。现在科技的日新月异，货币制假技术也可谓登峰造极，甚至比真的还真。货币犯罪给现代各国政府带来的烦恼，可想而知。加强对货币犯罪的研究，当属重大的现实课题。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就货币犯罪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一、货币犯罪的法益nbsp; nbsp;nbsp;nbsp;nbsp;合理确定货币犯罪的法益，是正确认识货币犯罪构成要件内容的需要，换言之，对货币犯罪法益持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得出罪与非罪的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行为人伪造了面值200元的人民币，是否构成伪造货币罪？由于这种面值的人民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此，并不妨碍真币的信用，坚持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是货币的发行权的人可能认为构成犯罪。但坚持伪造货币货币罪的法益是货币的公共信用的人，由于现实中不存在面值200元的货币，可能因为认为不妨害现实流通货币的公共信用，而不认为上述行为构成犯罪。nbsp;再如，将硬币溶化后，重新铸造出“足斤足两”的硬币的，坚持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是货币的公共信用的人，可能认为无罪。相反，坚持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是国家的货币发行权的人，会认为这种行为构成犯罪。关于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日本学者认为，“伪造货币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对货币的信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交易安全。伪造货币罪特别在其变迁上，曾被认为侵害有关通货的制造发行的国家的权力即通货最高权力。为此，也有观点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对真货币的信赖即通货的最高权力。诚然，不能完全无视侵害货币最高权力的一面。然而，如今，制造或发行货币以及批准权都收归国家或特定机关，这无非是为了保持社会对货币的信用。所以，应该认为本罪的实质仍然是侵害社会对货币的信用。”nbsp;[1]（P572-573）在我国，有影响的教科书的观点认为，为造货币罪侵害的是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nbsp;[2]（P408）该种观点到底坚持的是“货币发行权说”，还是“货币的公共信用说”，似乎语焉不详。也有学者明确主张，伪造货币的法益既可以是货币的公共信用，也可以是货币发行权，二者是一种选择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即只要行为侵犯了其中之一，就侵犯了刑法规定本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因而成立本罪。nbsp;[3]（P133） nbsp;nbsp;nbsp;nbsp;笔者认为，即使制造的是现实中不流通的面值200元的纸币，也不排除可能引起人们的误解。如长年生活在深山老林的人，无报纸读，无电视看，可能真以为国家已经发行了叫嚷多年的大面值的货币了呢。因此，应该认为货币的发行权和货币的公共信用均是货币犯罪的保护法益，而且两者之间是一种选择关系。由此得出结论，前述伪造面值200元纸币，以及将真币溶化后重新铸造出同样面值的硬币的行为，由于要么侵犯了货币的公共信用，要么侵犯了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因此，均构成伪造货币罪。 nbsp;nbsp;nbsp;nbsp; 二、“伪造”涵义的相对性 nbsp;nbsp;nbsp;nbsp;我国旧刑法只规定了“伪造”货币罪，没有规定“变造”货币罪。后来发现变造货币罪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可小视，因此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伪造”解释成包括“变造”。新刑法为了使对“变造”行为的打击名正言顺，而在伪造货币罪之外，还单独规定了变造货币罪。在立法者还在为此欣喜不已时，新的问题却出现了，即条文只规定了“伪造”的场合，“伪造”是否包括“变造”。比如，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罪、以假币换取货币罪、持有使用假币罪、走私假币罪等的对象，nbsp;是否包括变造的货币？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nbsp;nbsp;nbsp;nbsp;（一）伪造.变造 nbsp;nbsp;nbsp;nbsp;就货币犯罪对象而言，伪造是不持有发行权的人制造外表相同的货币；变造是将真正货币加工成外表相同的货币。nbsp;[4]（P573）以真货币为基础进行加工，使其失去真货币的外观，而制作成具有使人误认为是真货币的外观的物的话，就是伪造。正如对一千元的纸币进行加工作成五千元的纸币的形式一样，对真货币进行加工制作出与其币值不符的货币的行为，有成立变造的见解和成立伪造的见解之间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