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处分行为独立性——以中国民法典法律行为制度构造为中心..docVIP

论处分行为独立性——以中国民法典法律行为制度构造为中心. 目nbsp;nbsp;次 引言 一、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处分行为的概念构成：前提设定 （一）德国民法关于处分行为的概念 （二）处分行为背离法律行为的“真谛”？ （三）从法律构造技术看处分行为概念构成 （四）处分行为的事实性与观念性 二、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处分行为独立性的价值：功能分析 （一）处分行为独立性有助于私法自治理念的贯彻 （二）处分行为独立性有助于法律行为的抽象 （三）处分行为独立性有助于明确法律关系 三、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处分行为独立性与相关民法制度：体系视角 （一）无权处分与处分行为独立性 （二）法律行为效力要件与处分行为独立性 四、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中国民法典法律行为制度的构造：立法建议 （一）处分行为独立性问题对法律行为制度构造的意义 （二）中国现行法是否认可处分行为独立性 （三）中国民法典应如何构建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nbsp; 引nbsp;nbsp;言 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分，为法律行为类型构造问题。是否实行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分，肯定与否定两种立法例均尤其存在。就德国法族而言，“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乃民法最基本概念，系法律行为的主要类型，关系债权与物权的变动至巨，可谓是民法上的任督二脉”; （二）处分行为背离法律行为的“真谛”？ 很显然，处分行为的目的乃在于直接发生权利或法律关系变动效果，一经生 1效，该效果即已发生。因而，学者有谓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使负担行为本身成为不需要履行的行为，而处分行为因一经生效目的即告实现，也是不需要履行的法律行为。“而法律行为旨在设立可期待信用关系，对这种信用关系的实现即法律行为的履行，不存在履行的法律行为从根本上背离了法律行为的真谛。”[16]。此论大谬不然，理由是：其一、法律行为的目的并非在于设立可期待信用[17]，而在达成私法上特定目的，即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变动效果，是为学界通说，也为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所明认。设立可期待信用为债权行为之一般特色，且非所有债权行为均属设立可期待信用行为，如现货交易即无此特点。因而，以债权行为特色为法律行为一般特点作为立论根据，前提就先错了。其二、处分行为本身为负担行为的履行行为，正表明负担行为依其效力应予履行，仅负担行为履行本身又构成另一法律行为而已，不能因此而认为负担行为不需履行。其三、处分行为本身是否需要履行，并不能影响其作为法律行为的“身份”，非独处分行为然，实践性法律行为均然（如定金合同[18]）。其四、该学者另认为处分行为效果乃法律事先作出强行规定，非属当事人意思所能控制范围，即属法定主义调整方式，从而失去法律行为特色[19]。这里，涉及处分行为具有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二象性”[20]问题，但不能因为法律行为乃主要依照当事人意欲确定法律效果，事实行为依法律规定确定其效果，就认为行为的法律效果只要为法律规定就无法律行为存在余地。若不否认任何法律效果都是法律评价的结果这一前提，因处分行为法律效果具有法律规定的特色就否认其法律行为特性，理由就是不充分的[21]。比如，尽管所有权不得附期限与条件为物权法强制规定，但所有权保留仍能够在这种一般规范之下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由是观之，所谓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分会形成“荒唐”局面的指责是不能成立的。 （三）从法律构造技术看处分行为概念构成 法律不是空中楼阁，它应建基于生活事实之上，但又不同于生活事实本身。不明确前者，不足以明了法律的“根基”；不明确后者，则不足以明了法律需要“构成技术”的意义。因而，我们要追问的不是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区分是否违反“法律行为的真谛”，而应当明确处分行为概念是如何构成的。 可以肯定的是，使用不同“构成技术”对生活事实进行“剪裁”，会形成不同的法律概念与法律制度形式。在大陆法系传统下，法律制度必然建立在对生活事实进行裁剪而形成的法律概念基础上。就本文讨论的对象来说，如果将处分行为所规范的内容（即发生权利变动效果）纳入原因法律行为中，则处分行为就不再是独立的了；但如果将其从原因法律行为中分离出来，则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是独立的。独立与否就实质而言，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原因法律行为的效果。 在否认处分行为独立性情形下，权利变动效果被纳入原因法律行为效果之中，因而原因法律行为的履行只是重复表示了一个在原因法律行为中业已表示的意思，履行中的权利变动意思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原因法律行为“统合”了请求权效力与因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