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下)..docVIP

论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下). 四、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的变迁——以北京大学为例 nbsp; 从时间维度来看，由于协调和紧张两种关联性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在两种要素共同支配的领域中，可能会随着时代发展经历此消彼涨、此起彼伏的结构变迁，因而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性。事实上，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也确因其不稳定性而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西方国家是如此，我国也不例外。;在这有限自治的内在结构中，行政力量成为了主导。1950年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实行“校长负责制”，他对外“代表学校”，对内“领导全校（院）一切教学、研究及行政事宜。”[15]而由于1951年、1952年开展的教师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削弱了他们的独立人格和学术自主，学术自由权也非常微弱，缺乏制度保障。可见，在这一时期，大学自治权非常有限。在其内在结构中，行政管理权控制了学术自由权并以前者为主导，两者形成了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 nbsp; （五）1957年—1977年：大学自治空间的完全缺失 在1958年“教育革命”以后，强调教育工作要“政治挂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当受党委的领导。”至此，有限的大学自治也不存在了。在北京大学，不管是图书、仪器、药品的管理等属于行政管理权的事项，还是教研室的工作、教学质量、教师言论等属于学术自由权的事项，都由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顿、改造等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处理。[16]在这一时期，大学自治完全缺失，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内在结构。 nbsp; （六）1978年—1992年：行政主导结构的初步发展 改革开放后，教育届开始呼 1吁大学自主权，推动了我国大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使我国大学自治空间得到逐步拓展。;可见，消除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中两种因素的冲突和紧张、促使其逐渐实现均衡化，是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的重点所在。当然，“均衡”并不意味着要实现学术自由权（利）和行政管理权（力）的完全对等，而取决于两者的组成结构能否适应时代的需要，取决于两者能否协调一致地促进大学的全面发展，是一种对策均衡；[23]它是两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对个人自由与行政效率两种价值的合理兼顾，是内在结构中权利和权力的合理配置，是一种结构性均衡。 nbsp; （一）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的失衡 均衡化必定是以“失衡”为前提。当然，“失衡”并不是指行政力量占主导，或者是学术力量占主导。事实上，校长治校和教授治校模式都有其利弊，到底利多还是弊多取决于所处时代背景和具体国情。[24]“失衡”是指某种模式中的行政管理权（力）和学术自由权（利）双方力量悬殊，导致行政力量干涉学术事项过多，损害学术自由；或者学术力量参与行政管理事项过多，损害行政效率。两种要素的比例不当，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就目前而言，我国大学自治权的失衡主要体现为学术力量深受行政力量控制，行政力量干涉学术事项过多，以致损害学术自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术组织结构和功能的行政化。“我国高校的组织结构或原来的校系教研室，或现在‘升级版’的校院系，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种学术组织，而是一种教学行政管理组织。”[25]这种强调服从的等级式方式与学术活动的原则在很多情况下是相对立的。二是学术领域与行政领域的模糊化。《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大学的自主权，但是没有更加清楚地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区分，这些问题应当是由学校章程来予以明确规定。而目前大多数的“学校章程因过于原则而经常被认为是‘没用’的东西”[26]，许多学校至今没有章程。[27]在行政主导的格局中，这种情形极易导致行政管理权进入学术事项的领域。如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制定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与书写格式》第一点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实质要求进行规定，就有越权之嫌。[28]三是学术人员在评价体系中的缺位。在许多大学中，评价机制中没有学术人员的参与，以致学术评价体系中大量存在非学术性标准的存在。因为，“权力价值无法把握教学、科研方面的实质价值，不得不依权力意志制定一些形式化的指标，如工龄、年龄、科研经费获取量、论文字数、得奖和兼职情况等，以代替学术性的指标。”[29] 这种失衡是我国当前制度和观念本身的原因所造成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学实体性地位的缺失。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法人资格，并规定了校长为法定代表人；而第39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我国高等学校中，普遍存在着党委的领导权和校长行政权的不分，国家法律法规的执行权和学校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