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诉讼庭审程序的正当化建构..docVIP

论我国民事诉讼庭审程序的正当化建构. 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实际上,民事诉讼正当性的程序标准,也是决定民事诉讼程序能否自治的主要因素。在卢曼看来,正当化的基础不是当事人自身对诉讼结果的满意和接受,而是关于社会公众必定会对结果满意和接受的假定。程序的正当化建立在角色分化之上,并通过参与者对规范预期的反复学习而得以实现。只要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的身份参与了程序,并在程序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那么他(她)自己对纠纷处理结果的意见就不再重要,因为通过上述的活动,该结果具备了符合所有第三方预期的外观。“在程序中进行了自我陈述的表演之后,参与者发现他们自己重新成为个人:清楚表述他们意见和利益的个人,自动确立他们作为自己的地位,并 1因而几乎没有机会动员他们事件的第三方进行有效预期和行为重构的个人。于是事件就能以这样的假象而作出:指向他们的决定代表了第三方的预期。”; nbsp;nbsp;nbsp;nbsp;因此,查明争议事实、妥当解决纠纷、使用比较可能得出正确结果的程序以及对裁判者的恣意加以约束,这构成了诉讼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同样适用于庭审,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从庭审过程中归纳而来的。但是,这里讨论只能停留在相当抽象或者说空泛的层面,因为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我们很难在一般意义上归纳出关于正当性的规范性标准。这样的归纳必须限定在特定的时空、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特定的文化传统中来进行。　　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二、正当化机制的变迁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两难处境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在我国当前的具体语境中,什么样的庭审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呢?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正当性主要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就法官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公众对民事审判的满意程度、公民的公正感觉等问题进行扎实的实证调查。在我国,这样的调查目前还相当缺乏。但是,从近年来关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话语和实践中,还是可以作出一些初步的归纳和推测。传统民事审判方式无论人们以“职权主义”、“超职权主义”、“强职权主义”或者“调解型”来概括它,这一审判方式的基本特点无非是以下几点:法官诉讼资料收集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以说服调解为主要特色的审判权运作方式,以及重大案件的请示和审批制度。这种审判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正当化策略,可以从三个环环相扣的层面上得到说明:首先是追求实体正确的理念。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上,而且也体现在诸如举证时限制度的阙如、法官可以依职权追加诉讼请求和收集证据等具体制度方面。其次是谋求当事人同意。在宽泛的意义上,追求实体正确是一切诉讼制度的目标之一,问题是在何种范围内追求这一目标以及“实体正确”的标准是什么。尤其是后者,往往决定着一种诉讼制度的正当化根基,因为实体正确与否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总需要有一些制度装置来确认它、维护它。nbsp; nbsp;nbsp;nbsp;nbsp;我国传统民事审判方式确认实体正确的主要方法是当事人的同意。因为当事人是诉讼结果的主要承担者,只要当事人同意了,一般就可以认为这结果在实体上是正确的。最后是法院内部的集体负责和层层请示汇报和审批制度。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获得当事人的同意,对不能达成合意的案件,法院只有以判决的方式来处理。虽然多数情形下这类判决在内容上与法院提出的调解结果并无二致,但是既然无法获得当事人合意的支持,就得寻求新的正当化源泉。在传统民事审判方式中,由合议庭集体决策,向副庭长、庭长、副院长直到审判委员会的请示和后者的审批机制所保证的判决在实体上的正确性,是这种正当化的主要依据。nbsp; nbsp;nbsp;nbsp;nbsp;我们看到,在上述的正当化策略中,庭审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在以判决结案的案件中,开庭审理也不是居于核心的位置。在传统民事审判方式中,导致纠纷解决的力量有两种,一是当事人的同意,二是法官对纠纷事实的个人判断,而这两种过程都不一定要发生在公开的法庭上。相反,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的过程更适合在相对随意的场合进行;而法官对案情的把握,最好也是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而不是一次性的开庭审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后来人们所批评的“先定后审”、“庭审形式化”,正可以看作这种正当化策略下的正常结果。nbsp; nbsp;nbsp;nbsp;nbsp;正如王亚新教授指出的,上述审判方式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前保持相当的稳定性,是因为当时存在着有利于采取与这种审判方式相适应的正当化策略的社会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