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的天空》有感.docVIP

人格的力量 ——读《历史的天空》有感 《历史的天空》的主人公姜必达早年大名姜大牙，因逃避日军追杀到凹凸山投奔国民党军，阴差阳错闯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在他犹豫的时候，一个青年女八路的及时出现，改变了他脱离八路军投奔国民党军的念头，就这一步，姜大牙从此就走向了战争和政治，并在其对立面、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张普景等人的斗争、磨练和帮助下，逐步显示了优秀的品质和卓越的智慧，由一个不自觉的匹夫之勇成长为一名足智多谋的指挥员，最终修炼成为一名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的高级将领。作品营造的地理和文化背景大约是在以安徽六安地区为中心的江淮之间，抗日战争时期，那里曾经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活动区域的结合部，因此那里的战争形势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作者采取的是虚虚实实隐隐约约的写法，实时实地，虚人虚事，因为“实”而具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实意义，因为“虚”而顿生空灵洒脱，作品写得既显磅礴大气，又有诗情画意。从人物分析入手，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主要特点： 首先，撇开一切社会文化的依附，让人格以原生状态登场。把人当人来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因为在长期以来的创作实践中，由于传统文化或某些功利的驱使，我们并没有把人当人来写，而是把他概念化或者神话了。近年，在我们熟知的众多的中国战争小说里，人物往往一出场就是较为成熟的指挥员，政治智慧和军事才干都达到了相当水平。而《历史的天空》则反其道而行之，主要角色姜大牙是以不太光彩的形象露面的：订了亲的媳妇因为厌恶他不愿意嫁给他而宁肯上吊自杀。逃脱日军追杀后，在八路军的营地里蹭了几碗萝卜炖肉白米干饭，吃饱后又看不起游击队的破枪，老是算计要到国民党军队去“混个团长司令干干”。即便最后留在游击队里，动机既不是为了抗日，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因为门口出现了年轻漂亮的女八路----东方文英，这才脑子一热，冲口而出：“也好，这个八路咱就先当着试试。”早期姜大牙的人格基础，得益于传统文化的熏染，他把大戏里的一句唱词半生不熟地吞进了肚子：生当啥鸟毛杰，死做啥卵子鬼。他从民间唱戏里知道了岳飞和文天祥。参加革命之前他无疑是个草莽英雄，参加革命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还是一个草莽英雄。一方面，他在战斗中屡建奇功，一方面又经常暴露出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小农意识、刚愎自用等等毛病。在他的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军人的许多突出的优点和缺点。但难得的是，他的优点大于缺点，缺点无伤大雅，优点至关重要。姜大牙虽然是误入革命阵营的，但几十年后，他成了成熟的、成功的革命者，而那些当初抱着革命理想、满腹革命理论、一看见姜大牙就想摸枪的“正宗的布尔什维克”，除了叛变和变质的(如李文彬和江古碑)，只有极少人(如张普景和窦玉泉)勉强能够跟上姜大牙的步伐，而且最终都成了姜大牙的生死之交甚至是追随者。这种命运变化的巨大落差，注定了作品广阔的创作空间，拨开政治的、乃至民族文化的浮土，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去考究那时刻人物的真实心理和微妙变化，塑造出丰满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同时，由于不避讳姜大牙最初的非革命动机，因而可以从容地揭示革命阵营内部的人格对比、较量、演进和认同过程，也这就使得作品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引人入胜。 其次，让大环境成为人物的舞台，让小环境成为人格的炼狱。刚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姜大牙，既谈不上有明确的政治信仰，也谈不上有革命的目的。他跑到凹凸山是因为无家可归，参加队伍是为了糊口谋生。但是，游击队的领导人杨庭辉却从这个莽汉的身上看到了亮点：有正义感，不怕死。这就足够了，在当时的背景下，只要有这两点，参军就可以当连长。显然，杨庭辉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一种信仰的象征，他对于姜大牙的调教和使用，看似离奇，却不出格，显露了超凡绝伦的艺术。 一方面是杨庭辉力排众议始终重用姜大牙，一方面是张普景等人坚持不懈地控制并且始终想除掉姜大牙。耐人寻味的是，杨和张的出发点都有其正确性。姜大牙在战场上确实出尽了风头，但是离开战场，他又确实有许多非革命的行为，譬如勒索新战士的新鞋，打骂顶头上司，打了胜仗让战士用担架抬着他行军，追撵调戏地方女干部，私自带队闯进敌占区为其干爹拜寿，等等不一而足，倘若按照严格的标准，委实杀不足惜。但杨庭辉不这样看，他有一句经典的说法：非常时期用非常之人，我们共产党石头都能炼成钢，未必就改造不了一个姜大牙？正是由于姜大牙在战场上的优秀表现和非战争状态下暴露出来的人格缺陷，也由于杨庭辉和张普景对于姜大牙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重用和扼杀，反复冲突，使得作品悬念迭起，扣人心弦。 第三、用情感构建的河流，作为洗礼人格的温床。姜大牙的爱情史是他人格发展史的一条重要辅线。参加革命之前的姜大牙对于女性的追逐，可以用本能来解释，但是，自从东方文英出现以后，一个崇高的概念“爱情”这两个字开始注入到姜大牙的生命之中。东方文英是在关键的时刻出现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