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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容受人生无尽的智慧 ▓清华大学研究生高宇宁、刘珍珍 □王小盾 一、“不走捷径”：求学的历程 ▓作为一个学者，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并愿意终身为之努力的呢？ □我曾经在赣东北山区当过十年农民，种过水稻、梨、蔬菜，也放过几年牛。那时生产和革命都非常紧张，每天只能从睡眠中挤出一点点时间，在油灯下疲惫不堪地读书。为什么要坚持读书呢？既是为求知，也是为了在艰苦而压抑的环境中，体会作为人的快乐，体会自由。记得那时我有一个自我要求：为了读书，不浪费每一分钟。这段经历使我懂得，世界上没有哪件事情比自由地读书更好。 选择这一学科，并非出于自觉，而只是听从了命运的安排。比如在1977年，按有关规定，我只能报考大学文科。当时我是从外语口录取的，数学也考得非常好，但由于学校办学结构方面的原因，我被调整到了中文学科。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很庆幸自己顺从了命运。 读上研究生以后，我遇上了两位好老师──复旦大学的王运熙教授和扬州师范学院的任半塘教授。他们对我的教学很严格。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传闻，比如我校汪晖老师就在文章中写到任先生对我的管教。正是这些教育，促使我严肃而富有激情地投入了学术事业。 任半塘先生一辈子就管了我这样一个研究生。作为中学教师，他教的人很多，包括清华大学前任校长蒋南翔；但只有对我，他像古代私塾先生那样，用师徒相授的方法来管理。他这个方法应该说是成功的。他管我的时候已经快90岁了，但他采用耳提面命、耳濡目染的方式，把那种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精神传递给我了。就这种精神而言，是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的。在我读博士学位期间，他一直坚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其实他已经不能工作了，脑力和身体都不行了。所以，等我完成了论文答辩，他就躺下几个月起不来了。他能够坚持两年多（将近三年）实在是不容易的。他毕竟是90岁的老人。我碰到的两个老师都很好，他们分别启发了我一方面的善。 ▓那么，您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途径是什么呢？ □有人曾经问我：你认为做学问有什么捷径？我回答：那就是不去走捷径。即使是聪明人，也要下笨力气。有句老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这个道理，知道它是容易的，实行它却很难。别人对我有过这样一个评论，说是“智可及，愚不可及”。 当然，在进行学术选择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免有策略方面的考虑。一般来说，我倾向采用人取我弃的方针，采取彻底解决问题的方针。凡是别人能做的事情，我就让开。而一旦选择了某一研究方向，那么，一定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把工作做深做透。 ▓我们看到您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方向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您的研究兴趣通常是因为什么而产生变化的？ □比较好的一个比喻可能是“滚雪球”。人的探索愿望通常会向两个方面伸展，就历史学科而言，有两种具体表现：一是朝后伸展，在研究了一个时代的事物以后，注意这一事物的后续发展，在对象年代上往后走；另一种表现是追踪事物的原因，在对象年代上往前走。我的发展方向通常是往前走。在我的理解中，科学的本质就是探索事物的原因和原理；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解释原因和原理，那就不算是研究。我在学术兴趣上的变化同这种理解是相关联的。为了解释事物，我往往从一个领域走到跟事物的原因相关的领域。比如我曾经研究早期词。词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唐代前后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音乐文学的变动。这场变动诱生了许许多多新的文学体裁，像词的前身曲子就是其中一种。那么曲子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要去追寻包括佛教东进在内的中西文化交流，因此要去研究早期佛教，研究汉代到唐代的音乐，研究边疆，研究中国的周边文化了。我现在的工作范围大概就是和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思路相关联的。刚才说的这几个领域是我比较关注的领域。 还有一个领域稍微有些不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发生。这一领域并不属于我一个人的兴趣，而可以说是全社会的兴趣。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学科的学者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那场讨论有点空泛，论证方法不具体，不太注意科学规范，例如把中国文化的精神简单地解释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精神或者某种宗教的精神。这样的解释其实只是一个肤浅的感受。另外，讨论中还隐藏了一个问题，就是各人使用了不同的“文化”概念。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思路，有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和术语，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例如就“文化”而言，比较好操作的办法是把它定义为人和自然的一种关系。因为文化的最初标志是人所创造的工具，工具是文化最早的结晶。它首次代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人体的延长，又是自然物，同时具备自然的属性和人的属性。依靠工具来解释文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