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和企业党组织（下）.docVIP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与企业党组织（下）流动党员问题 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的冲击，不仅使原来的企业党组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勉强生存下来的企业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环境，它还衍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流动党员问题。在产权变革过程中，有些国有企业彻底破产倒闭，这些企业的党组织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这些企业党组织所管理的党员被迫流向社会，成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党员。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它们的党组织虽然在产权变革过程中生存了下来，但是，企业党组织所管理的许多党员，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迫离开了企业。这些党员也成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党员。如何对这些党员进行控制和管理，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流动党员问题并不完全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引起的，正如当初人民公社解体时，造成了大量农民的流动，从而形成了农村的流动党员问题一样，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造成了城市的流动党员问题。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造成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被兼并、出售、租赁、股份制改造……，城市流动党员从个别现象变成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这些具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党员，与人民公社解体时形成的具有农村户口的流动党员相比，管理起来更加的困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人民公社体制因此而瓦解之后，一些农村党员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打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农村党组织对他们的控制，成了流动党员。但是，这些来自农村的流动党员，大多数都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外出打工的，在外地打工若干年后，最终还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他们外出期间，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般都住在农村，逢年过节，，他们还要回去看看。也就是说，他们的家还在农村，根还在农村，他们的农民身份并没有完全改变，他们只是一种临时的流动者，因此，农村党组织对他们还有一定的约束力。国有企业产权变革造成的流动党员，却没有这么一个相对固定的根，对这些流动党员来说，他们的根，就是原来的国有企业，离开了这个企业，就成了真正的流浪者，因此，地方党组织对他们进行管理控制，也更加困难。 在如何管理这些流动党员问题上，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由哪一个党组织来管理的问题。这些流动党员原来所在的企业党组织，有的随着企业的破产和出售，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有的企业党组织虽然还存在，但是这些党组织也不愿意管理他们，因为这些党员已经离开了企业，企业党组织缺乏控制和管理这些党员的有效的手段。因此，流动党员只能由流动党员居住地的党组织管理，即由流动党员居住地的街道居委会党组织管理，但是，这些党组织也不愿意管理，它们的理由是这些党员只是住在这一地区，他们并不在这里工作，街道党组织控制不了他们的劳动人事关系，同样缺乏管理和控制他们的有效手段。[43]另外，由于中国实行单位制度，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单位负责，因此，中国城市的街道居委会，一直是最不受重视的基层组织，所管理的对象，都是单位不愿意接受的人员，如残疾人，刑满释放人员，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单位的孤寡老人，各种单位不愿意管理的离退休人员等。街道居委会的党组织，行政级别也非常低，管理的党员人数也非常少。一下子让它管理众多的流动党员，这些党组织也确实没有这种管理能力。 我在进行实地调查时，就遇到了这种问题。一个国有企业破产了，其所有党员都成了流动党员，上级党组织让这家企业所在地的街道党组织接受并管理这些党员，街道党组织不同意，说这些党员的数量比我们现在管理的党员多许多倍，其中一些干部的级别也比我们高，我们怎么能管理他们，除非上级党组织再专门成立一个党委来管理他们。[44]由于这些党组织不愿意管理这些流动党员，这些党员就成了“两不找”“两不管”的党员，成了不受党组织约束的自由党员。据四川省委对1000家国有企业的调查，三年中共有6780名党员因为下岗等从企业中转走了组织关系，但是，其中80%被对方党组织拒收，成了这种谁也管不着的自由党员。[45]像深圳这样一座改革开放走到全国前列的城市，人员流动更加频繁，流动党员的数量更多，这种不受党组织管理的自由党员也更多。据统计，深圳市有这种流动党员36600人，其中20000多人属于这种自由党员。[46] 然而，比由哪一个党组织来管理更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管和管什么的问题。这些流动党员原来都在国有企业工作，而且还是党员，有的还是干部，多多少少都有一种优越感。现在下岗失业，对原来的工作单位，对党组织都有怨言，觉得自己跟着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落了这么一个下场，连饭碗都没有了，对党组织和党的活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觉得党员不党员，关键是有钱，信念不信念，关键是吃饭，不愿意再受党组织的约束。有的已经自行脱党，有的干脆提出来要求退党，有的则加入了宗教组织，从宗教上寻找精神寄托。[47]管理这些对党组织颇有怨言，对党组织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甚至于对党组织很反感，而党组织又对其缺乏有效约束手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