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跨世纪三大演变.docVIP

中国纪录片跨世纪三大演变 影视纪录片为已经流逝的20世纪存储了巨量珍贵的影像文献，从传播人类文明的意义上说，纪录片功莫大焉！欣逢世纪交替，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演变轨迹作一番梳理，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前瞻的姿态跨入21世纪。nbsp; 演变之一：传播途径的变迁nbsp; 与故事片相比，纪录片先天具有非商业性、公益性的特点。就传播途径而言，纪录片享受的便利远较故事片逊色，一般在商业院线作为“加片”插映，才有机会与观众见面。这里既有放映商牟利的考虑，也有观众欣赏习惯的因素。然而，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电视媒介在全球的兴起，纪录片的传播途径一下子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由于电视进入千家万户，覆盖面极广，业内人士认为“电视业即使在最初几年对纪录片所做的贡献，就超过电影业60年的总和”！nbsp;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个电视机构——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载入中国电视史册的第一部电视纪录片是《首都人民庆祝建国9周年》，该片系使用16毫米电影摄影机拍摄而成。此后差不多有20年之久，在电视里播出的新闻纪录片基本上都依靠电影老大哥的慷慨援助。一方面，由新影厂长期向电视台提供《新闻简报》等片源；另一方面，从电影厂、电影学院转（毕）业的中国第一代电视工作者在摄制电视新闻纪录片时，不仅拍摄装备沿用电影的全套器材，连制作观念也是“电影化”的，呈现出“用电影方式制片，用电视手段传播”的不协调状态。电视作为一种新媒介，其功能与潜力当初远未得到发挥，仅仅起了“家庭电影院”的效用而已。nbsp; 1978年前后，中国电视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起飞，电视纪录片创作也日趋繁荣。尤其中央电视台在1978年底率先从日本引进ENG设备之后，由便携式摄像机、录像机构成的电子新闻采集方式，很快替代了原先的16毫米电影胶片拍摄，大大解放了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的生产力。与此同时，以往处于垄断地位的新闻纪录电影遭遇了新的挑战。80年代中期，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实行的国产电影“统购包销”的措施被取消了，新闻纪录电影一下子面临生存危机。电影院经营方为增加放映场次，不愿在故事片之前加映新闻纪录片，结果导致纪录电影的放映空间大受挤压。当然，这种尴尬处境乃是在影视业分家的情势下出现的，此后，在中国影视业整合的时代潮流推动下，纪录片又获得了可遇不可求的发展空间。nbsp; 中国电视业始于80年代的超常规发展，直接导致新闻纪录片这个片种从电影系统“撤离”，转而成为电视台的看家品种。目前随着电视栏目的扩容与规范，纪录片在电视栏目中生存的地盘日益扩大：既有“独门独户”式的专栏，如《纪录片之窗》、《纪录片编辑室》、《纪录》、《地方台30分》等等；又有附属于其他社教类栏目的一方园地，如法制、体育、财经等栏目中播出的纪录短片；至于题材重大的鸿篇巨制，则辟出黄金时段特别播映，如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本关键字已替换***》、《邓小平》、《新中国》等等。全国从中央台到省、市台，电视纪录片创作的势头方兴未艾，一批富有才华的纪录片编导脱颖而出，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多个创作群体，纪录片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观众中已养成观赏纪录片的收视习惯。例如，上海电视台名牌栏目《纪录片编辑室》的收视率在90年代中期曾上冲到30%以上，《毛毛告状》、《重逢的日子》等作品一度成为市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nbsp; 1993年9月，建厂40周年的新影厂整建制并入中央电视台，此举意味着中国纪录片驶上了新一轮影视合流的快车道。由于胶转磁设备提供的技术支持，使新影厂自“延安电影团”以来长期积累的胶片资源在电视中又得到二度开发和利用，如《***本关键字已替换***》、《周恩来》、《邓小平》等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的摄制，都调用了大量珍贵的电影胶片素材。面临新形势下纪录电影是否会消亡的问题，新影厂资深人士认为：“电视纪录片完全替代纪录电影，恐怕一时还无可能，电影胶片为历史保存资料的作用，一定时间内录像磁带尚难以做到。”在认识上，我们亦有必要理清“片种”与“载体”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目前纪录片在中国制作、传播的主渠道无疑是电视，但采用电影胶片摄制纪录片的做法并未绝迹，例如荣获电影“金鸡奖”的纪录片《往事歌谣》（1994）便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精品；《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1996）、《周恩来外交风云》（1998）等片公映后产生的轰动效应，也意味着长纪录片又堂而皇之地重返阔别已久的电影院。nbsp; 21世纪是数字化时代。对数字技术诱人的前景，美国导演卢卡斯曾作过乐观的预言：“最终会导致出现一个更为民主的制片环境，每个人都能够制作电影。要不了多久人们就可以在自己的PC机上干电影这一行了。”我们注意到，近年来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