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扭曲环境中金融安排：温州案例.docVIP

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温州案例[内容提要]制度安排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旦由政府决定的强制型制度被确定，诱致型制度变迁也随即被选择，完成制度的整体功能。当然，制度安排的有效组合要求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研究诱致型制度变迁的演变过程也就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明显地存在金融抑制，强制型制度变迁与诱致型制度变迁如何达到有效组合，使经济得以有效增长是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本文首先提出一个在制度扭曲的情形下，强制型制度变迁和诱致型制度变迁各自发挥不同作用来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发展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温州金融的制度演变为案例，来分析我国金融深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 引言 一般来说，金融制度必须与经济体制相适应。而在现实经济中，尤其是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经济中，往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金融制度扭曲。这种制度扭曲的程度可以用一个比值来衡量，即用某一部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去除该部门贷款在合法金融机构贷款中所占的比率，或者更大范围来说，去除其所占的合法融资比率。最优的制度安排将要求这个比值在不同的部门间不存在差异。对于不同部门而言，倘若该比值的差异越大，则制度扭曲的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差异越小，制度扭曲程度就小。 在官方制度下，我国的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40%，但其贷款约占合法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大约60%，它的贷款却只占到合法金融贷款的不到20%，这表明我国的金融制度严重不适应经济体制。[2]以温州市为例，该地区1998年国有部门的产值不到总产值的6%，但其贷款占合法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比率却在80%左右。同时，占90%以上的产值的非国有部门所得到的融资相当少，据统计，不曾超过7%.那么，在官方金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的同时，现实中的非官方金融制度是如何被选择的呢？显然，存在非官方金融机构来为非国有部门进行融资，温州地区的民间金融部门便是一例。 一、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本节将结合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运行的实际，在卡普模型和加尔比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经济运行中，不同的经济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框图来表示：下标1和下标2分别表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模型中的银行部门仅根据各部门的需要，外生地给予与实物资本相当的资金，包括银行的借贷资金和居民部门手头的现金。由于存在制度扭曲，非国有部门仅能通过民间资金和自筹资金来为自身融资，而不能通过银行贷款。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金融制度安排下，民间金融的借款利率d2由于存在人为的灰色效应，被内生地提高，这显然不利于非国有部门的成长。目前，影响d2的因素有：（1）利率的无风险折现（即资金的机会成本），（2）风险报酬（贷款风险程度）和交易成本即由于没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和操作不规范引起的本不应该存在的成本，（3）垄断因素（非出清市场），（4）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宏观经济景气程度会影响资金供求状况），（5）通货膨胀水平，（6）当地经济的获利水平（即模型中的σ）。 参照以上模型可以看到，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处于转轨状态，尤其是不同所有制经济部门之间由于制度扭曲而面临不同的收益率，不同的利率使得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扭曲。因此有必要打破人为决定利率的官方界限，让利率适当自由化。虽然我国由于国有部门的预算软约束，暂且不能直接套用麦金农以来许多经济学家提倡的提高名义存款利率，使经济在相当快的速度上积累资金，从而突破融资的限制进而实现经济起飞。但是，金融深化理论的精神实质仍是可以参考借鉴的。温州地区非国有部门通过民间高利率的融资快速增长便是一个佐证。 二、“温州模式”及其金融格局 “温州模式”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制结构上，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最发达、最活跃，排他性产权建立得最早、最充分；二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最早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因此，“温州模式”可以概括为“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张仁寿、李红，1990；林承亮，1999）。在温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很小，其在工业和商业中的比重都占不到6%，非公有经济在一、二、三产业中都占相当大的比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迅猛发展起来的非国有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是极其旺盛的，[4]因此温州的这种经济体制要求有相应的融资体制与其相适应，温州金融必须为新兴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合适的融资渠道。 “温州模式”对温州金融的另一个要求是现金投放量大。温州是通过“家庭工业+专业市场”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专业市场的扩大，导致了温州的货币流通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货币的大量投放。促使货币大量投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货币在地区之间横向流通频繁，非现金货币大量转入，现金